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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酬刘柴桑

北宋· 苏轼

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
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
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
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苏轼诗集》卷40、《全宋诗》卷823

【题解】
     此诗写谪居海南儋耳(Dāněr,今海南岛儋州市)期间。诗人在住屋的四周遍植山药和紫芋,家园一片花香果丰,还盛赞海南山药和紫芋,说它们可以和淇上的“白玉延”山药媲美。诗中的生活情境和情调与陶渊明《酬刘柴桑》中所反映的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思想很相似。那朴素纯真的田园生活情趣中明显包含着自娱自乐和自我调侃的味道。
【注释】
     和陶酬刘柴桑:和(hè)陶渊明诗《酬刘柴桑》。依照别人的诗词的题材或体裁作诗词 叫“和诗”。用诗词来应答或相赠叫“酬”或“酬唱”。陶渊明《酬刘柴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牖,嘉穟(suì,古同“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陶:陶渊明(365 - 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任彭泽令80余日,辞官。42岁归田躬耕。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酬刘柴桑》写于归田之后。

     刘柴桑:即曾任柴桑(又称江州、浔阳,即今江西九江市)县令的刘遗民(358-414),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楚元王刘交之后。长陶渊明13岁。任陶渊明家乡柴桑令时常与陶渊明相互酬唱。
     红薯:北宋时的一种山药,并非今天所见的红薯。因为红薯是明朝时才传入中国的。当时的 山药叫“薯蓣”或“藷蓣”,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茎蔓可长达三米以上,种在墙脚让它沿支架攀缘而上。它的茎部叶腋间会生出球形块茎,专称零余子,又名山药蛋。这零余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种子那样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质块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药用。山药是夏季开花,花单生,乳白色。
     紫芽:双凤芋艿,又名紫芋,紫梗芋艿,属天南星科芋属。其特点是形状腰圆,皮黑毛多,紫芽紫梗,肉色白净,软滑香美,酥而不腻,为蔬菜中之佳品。
     幽兰春:喻山药和紫芽开花时放出类似幽兰的香气,因是夏天开放,所以说不与秋菊争霜。
     瓮盎:两种肚大口小的陶瓷器皿,当为收藏山药和紫芋的器具。东汉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chuán,盛粮器具)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苏诗储藏作为冬天食品的应是这种“薯粮”。
     磊落句:此处指收获比农民耕种的田地还多。畴,chóu,已耕作的田地。
     玉延:苏轼自注:“淇上出山药,一名玉延。”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薯蓣》:“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秦楚之间名玉延。”

     故山:旧山。喻家乡。
     马少游:马少游,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劝马援不要为功名所累,说:“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译文:人生一世,只求取衣食刚好满足。裁,才,仅仅)马援则战功显赫,说是“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怕“马革裹尸而还”。苏轼以谪居海南的身份,种植山药,自得其乐, 自我揶揄说自己正好已经达到马少游所追求“但取衣食裁足”的境界了,当然也不必对其再去追思甚至苦苦追求了。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诗人、词人,书画家,散文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而能自创新意,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也喜作枯木怪石。诗文有《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等。其诗今存2700多首,词340来首。

附:(关于:“红薯”为什么是“山药”)


苏东坡吃番薯?


游修龄


      番薯从明代晚期传入中国,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给予证明,详见《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1]翻译学家 杨宪益在其《零墨新笺》中有一篇“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则是从番薯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史纪》(Crouica de Peru)的记载中,推定番薯传人中国的时间约在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前后。杨又引用明末周亮工的《闽小记》里提到的“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的一大段资料,中外文献对照,增强了番薯是从明末传入的说服力。
      戏曲文学家蒋星煜对杨宪益的这篇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于2000年写了一篇“苏东坡吃山芋”,[2]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山芋”,是指番薯,他在文中说得很肯定:“红薯无可怀疑的就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如果番薯是早在宋朝即已栽培的作物,那末,杨宪益和国内许多文献所考证的明朝传入,都错了。
     蒋星煜文说番薯早在宋朝已经栽培的唯一根据是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七十八首中的第七首《和陶· 酬刘柴桑》:[3] 
     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自注:山药,一名玉延)。
     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蒋文认为苏诗首句的“红薯”,显然即番薯,亦即山芋。因为现在好些地方还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蒋文既然以山芋为番薯,再举苏轼《和陶诗》自序中的一段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絶。”过子是苏轼的小儿子,跟苏轼一起谪居海南的儋耳。这里,蒋星煜把“山芋玉糁羹”也当作番薯羹,是顺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结论。蒋星煜又举宋朝周文雍的诗句:“哦诗礼塔作佛事,同吃地炉山芋羹。”为证,说“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蒋理解的山芋羹,也即番薯羹。
     由于番薯从明朝传入的文献多而确凿,不好否定,蒋文也承认明代传入的事实,但认为那是后来的、二次的传入,最早应该是宋朝。至于宋朝的番薯是怎样传入或是否中国原产,蒋文没有言及。
     蒋文引苏轼诗认为宋代已有番薯,是一场大误会。原因在于作者简单地把苏诗中的红薯及宋时文献中提及的山芋,都当作番薯,因为事实上现在不少地方也确实有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的。
     事情还得从原产中国的藷蓣说起。藷蓣也作薯蓣。藷蓣最初作“诸预”或“署预”,如:《神农本草经》卷一:“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吴普曰:‘薯蕷’一名諸预,齊越名山芋。”为了明確指植物,加上草头成“薯蓣”或“藷蓣”,是后世规范的写法。
     薯蓣为什么又名山葯,说来好笑,唐代宗名“预”,为避唐代宗的讳,改称“薯药”。后来又因宋英宗名曙,为避英宗的讳,再改薯为山,于是“薯蓣”一变成“薯药”,再变成“山药”。[4 ]但是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薯蓣》条已指出:“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秦楚之间名玉延。”则避讳之说似不足信,也可能古代方言传播不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 山药之名好写又好记,流行下来,称山药比薯蓣更普遍了。
     薯蓣在植物学上有两个种,一种称家山药,简称山药(Dioscorea batatas ),原产中国,由野山药(D. japonica )驯化而来。另一种名田薯或大薯(D. alata),原产印度,我国很早也有栽培。
     山药是食它的根,根据根的形狀不同,通常分为长根类、扁根类和块根类三大类。扁根类的山药中又分“佛掌薯”和“红薯”两种。中药的怀山药属长根类。红薯因根呈紫红色,故名红薯。红薯在浙江南部各县上世纪1950年代还有栽培。[5] 至今是否还有栽培,不得而知。
     说到这里,可以清楚知道苏轼诗中的“红薯”就是薯蓣,也即山药,而蒋星煜却误当作番薯了。他当然不知道浙江南部至今还有称山药为红薯的。
     蒋文的另一个误会是把山芋也等同于番薯。山芋这个称谓也很为复杂,它在宋以前是薯蓣的同物异名,就是上面引的《神农本草经》中“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到宋时则是芋艿的同物异名,就是上引苏东坡的“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到了明代番薯传人以后,又借用为指番薯。山芋经历过这早中晚三个时期,变成兼指山药、芋艿和番薯的同名。我们看古籍时,对同一个山芋应该注意它的时代背景,蒋文不知道山芋指番薯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用来论证宋朝已有番薯,是颠倒了次序的论证,自然站不住脚。
     蒋文对苏诗的理解也不全面,苏诗首二句“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讲得很明白,苏轼是把这两种作物种在他家围墙的四周,这是一种家居生活的种植。因为红薯(山药)是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茎蔓可长达三米以上,种在墙脚让它沿支架攀缘而上,兼有绿化的作用。它的茎部叶腋间会生出卷曲的球形幼芽,是一种气生块茎,专称零余子,又名山药蛋。这零余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种子那样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质块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药用。山药是夏季开花,花单生,乳白色,少有结实,通常都用老薯上萌生的新薯或零余子进行无性繁殖。紫芋则耐荫,所以种在墙脚也很合适。
     苏诗第三、四两句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形容山药开花时类似幽兰的香气,因是夏天开放,所以说不与秋菊争霜。若是番薯,它是严格的短日性植物,约在赤道南北各15度纬度以內的地带会开花,在中国南方是不会或很少开花的。第五、六两句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若是番薯,块根膨大,要贮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第七、八两句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是蒋文解释红薯即番薯的最棘手之处。因这里出现的白玉延苏轼自注指山药,只好跟着承认是山药,不是番薯。这一来,苏轼这首诗被支解成两部分了,既咏番薯,又赞山药。番薯是从种到收,贯彻全诗,山药则突然出现在第七八句。玉延作为山药的别名,早见于《广雅·释草》。淇上指河南北部的淇水,流入渭河后入黄河,今有淇县。该地宋时以产山药著名,至今这一带仍然产山药。苏诗是说他在海南谪居栽种的山药,做成玉糁羹,也不亚于淇水那边著名的玉延。
     苏诗最后一句“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中的马少游,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劝马援不要为功名所累,说:“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马援则战功显赫,说是“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怕“马革裹尸而还”。苏轼以谪居海南的身份,种植山药,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必追思马少游了。
     综上所述,苏轼这首诗,从头至尾,是他谪居儋耳时,在住屋的四周种植山药和芋艿的情况,并籍此抒发他的感情。从种植山药到山药开花,收藏零余子,到冬天把零余子取出来食用等过程,表示出自得其乐的心情。若把红薯理解成番薯,则“且放幽兰香”变成番薯花香?而“ 淇上白玉延”一句,又突如其来,与番薯失去呼应了。
     此外,蒋文还引用并且同意清末杭州人施可斋的观点,说按福建方言的读音,“甘”与“番”相近,因而怀疑“番薯”两字是从“甘薯”讹传而来。这种推测,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中国农作物名称中带番的字甚多,如番茄、番椒、番木鱉、番红花…等,难道都是“甘”音的讹传?《齐民要术》引晋·稽含《南方草木狀》及《临海异物志》都有提到甘藷的名称,通常解释为薯蓣或芋艿的异名。徐光启《农政全书》则直说“甘藷,即俗名红山药也。”凡此,都表明甘藷之甘由来甚久了。
参考文献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八章明清时期,第三节,新作物的引进和传播,农业出版社,1989
[2]王子今編的《趣味考据》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254~256页
[3]《苏轼集》卷三十一,和陶诗七十八首
[4] 宋· 顾文荐《负暄杂录》山药释名
[5] 浙江农业大学编著《作物栽培学》第二十四章“菊芋、山药和木薯 ” 上海科技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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