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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 鹤壁史话:“文革”初期的回忆(55)

鹤壁史话:“文革”初期的回忆(55)
 


作者:郭长敏  加入时间:2016-1-30 0:03:15  点击:
 2016-1-28
 四清运动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断升级,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导。

1966516日,中央发出著名的《五.一六 通知》。此件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八次修改。毛泽东亲自加了这样一段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作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容许由什么平等吗?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面貌,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大事。”

这样批判和夺权就不限于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府和军队等各个方面,而且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文化革命的纲领完整的制定出来了。《通知》一发出,一场"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十年动乱就全面爆发了。

19665月下旬,我在安阳地区参加电影放映培训班学习。62日,地委通知立即停课,上午十点听中央电台重要广播。当时播的就是聂元梓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紧接着又让我们去安阳市委和安阳市文化局看大字报。贴大字报最多的就是安阳市文化局局长魏某某。主要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帝王将相和封资修。说他的办公室怎么怎么豪华,窗帘怎么怎么漂亮,茶几雕刻有帝王将相的雕像等等。后来我们去看啦,就是一座30平方的小平房,普通的很。不但看了他的办公室,还看了魏局长本人——上吊自杀在屋里。他是用绸窗帘勒住脖子自杀的。当我们砸开玻璃,救下他的时候,他还有呼吸,只是医生要等市委的电话:“让不让抢救?”,耽误了抢救最佳时间,一位堂堂市文化局局长一命归西去了。

至此,地区的电影放映培训班也不办了,让立即回去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鹤壁市归安阳地委管。安阳是鹤壁市的晴雨表。安阳响雷,鹤壁下雨;安阳敲锣,鹤壁游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记得鹤壁市挂牌、戴高帽游街最早的是市商业局办公室主任邵云。没多久就是鹤壁市文联主席吕艾,游街时衣服都被撕烂了。再后来,大街游街的逐渐增多,数都数不清啦,热闹得很。

我对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也没在乎。我做梦也没想到,首当其冲,我做了第一批“运动员”。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红旗电影院。“什么反动文人”、“给戏霸树碑立传”、“攻击社会主义”、“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吓了我一头冷汗。这事从何说起呢?莫名其妙?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先进工作者,无非就是个业余作者,业余时间写过几篇文章。如:我们单位的老服务员冯长海,,过去唱过戏,当过领班,和省豫剧一团著名演员唐喜成是“一条船”。一次,没去给地主老财唱堂会,吊在樑上,打得死去活来。我根据他的忆苦思甜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不堪回首话当年》,刊登在“群众创作选”上。这就叫“为戏霸树碑立传?”我想不通!

从大批判那天起,我就被隔离审查了。一隔离就是45天,限制人身自由,天天批,天天斗,天天写交待材料。所谓好一点,就是没挂牌子,没游街。开始,我也紧张,担心游街。后来,我也想开了,弄到哪里算哪里,无非不就是个“死”字。

这时候,电影也不让我放了,任务是打扫卫生、干杂活、写交待材料。每天早起,我得把电影院的院子打扫干净;晚上电影散了之后,得把电影院门前打扫干净。开始我脸薄,怕见熟人。后来我也不怕啦,见了熟人我就主动跟他们说话,有时候熟人也帮我打扫卫生。静下来我就想:“我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无非是爱好文学,爱好写作,这有错吗?”

我这人有恐高症,上的高了,害怕,头晕目眩。到这时候也不怕啦,就是怕也没人心疼你。红旗电影院前墙四条三层楼高的大幅标语,就是我和王治品合写的,他写我描,高空作业。

隔离期间是不让回家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想起我的老人,趁看管不严,我跳窗户,偷跑回鹤壁集一次,终算见了见家里的老人,免得他们挂念我。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同宿舍里的连金堂。他虽然是单位文革小组成员,但经常给我“通风报信”,经常劝我“要想开一些,不要过多交待问题,交待越多,问题越多,等于自己给自己加罪。”我挨整了,不等于家里没困难。连金堂了解我,更了解我家里的情况。他把救济他的钱,偷偷地塞给了我,以补我家里燃眉之急。让我感动一生。

我也恨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学生冯某某。他一中毕业后,跟我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常见了面,一直喊我老师长老师短的。他结婚是以我为主,给他张罗的。他结婚的对联,是我给他写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六亲不认,出奇的坏。打人,骂人,批斗老干部,无所不用其极。新华剧院的老经理桑茂修,五六十岁的老人,写了一手好毛笔字。虽然有点历史问题,但都做过结论,而且是公安局的线人,帮助公安局做了不少工作。而冯组织人批斗他、挂牌子游街、从高台上往下推,折磨老人,一直到整死。后来冯又成了文化战线文革小组成员,策划又整了市文化馆副馆长黄轶凡(原驻美国二等秘书),折磨老人喝毒药自杀。他整我也是最厉害的一个,造谣生事,蛊惑群众,领头抄我的家,掘地三尺,喊口号比谁喊得都响。可恶至极!他主要仗着他父亲是个煤矿工人,根正苗红,用优越的家庭出身,报复同在红旗下长大的同代人。粉碎“四人帮”后也没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混了个博物馆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怕别人给他算旧账,夹尾巴回焦作去了。

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下达以后,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前文革小组”犯了路线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保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来了一次平反“冤假错案”。我被宣布解放了出来。

一天上午,单位领导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北京?

我说:“我做梦都想去。”

他说:“那好。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走。”

当天晚上八点多,集体从安阳上火车,我和单位一行15人去了北京,开始了全国文艺界的大串联。(55)





 
     
鹤壁史话:“文革”初期的回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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