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化研究  第十一卷 2017-2018年 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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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 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3)
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3)

 
作者:秋雨  加入时间:2018-5-17 0:12:03  点击:

  (三)儒家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原始的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儒家认为,孔子的大道理在于确立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基本,忠孝爱敬为人伦的精髓,慈祥恭俭为对人的态度,理财设官为治人民的要旨,死生由命为人生的究竟。孔子是微子的后裔,祖籍宋国栗邑(河南省夏邑),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山东省曲阜),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者七十二人。

  孔子思想的形成,基于他对古圣先贤思想的总结传承,先期的哲圣诸如箕子、周公旦、老子等,以及《诗》《书》《礼》《乐》《易》等,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奠定了基础。孔子思想的形成,也基于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是他“行万里路”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他的思想形成至关重要。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自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等地,也曾到杞国找寻夏时(古历法)文献,并到达楚国的边界,所游历的地域皆在中原。因而,对孔子思想贡献的地域并非只有曲阜,而是整个中原地域,中原地域才是孔子思想形成的源泉之地。

  尤其是在卫国(版图最大时包括今天的新乡北部、鹤壁、濮阳、安阳、邯郸等),孔子在卫国先后足足停留了十年,孔子的后半生与卫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了许多故事,如今的比干墓碑上仍留有他亲笔写的“比干之莫”,有成语典故“弟子掩目”“郑卫之音”等。还有对商末帝辛极力诋毁,出现了“纣都朝歌”“助纣为虐”;对周人极力歌颂,最著名的就是“克己复礼”“文王曰”“武王曰”等。并将生活于淇河岸边的商末大臣比干、箕子和微子树为“三仁”,而真实的微子却是一位卖国者,比干、箕子虽可算作爱国者,但却是帝辛的反对派,多少有些不顾商末的大局,迎合了西岐周人的需要。历史上的帝辛并不比所谓的周文王、周武王逊色,帝辛其实很伟大,帝辛之罪多是周人及后世儒者凭莫须有强加,与当下某些人诋毁领袖的行为很相似。

  孔子思想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尊捧,但黎民百姓并不认可,因而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时,被陈国黎民困在淮阳三年,曾绝粮多日,险些被饿死。恰巧发生了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趁乱带弟子才得以脱身。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自陈脱身后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因受到冷遇,便静下心来致力于教育事业,修订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弟子们还为他编著了《论语》,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等,到了元代,尊孔达到高峰,元代加封孔子为“万世师表”,但元代统治中原时间很短,犹如昙花一现便灭亡了。其实当年的文人们推崇的是端木子贡,当时子贡比孔子名声大,但端木子贡一直呼吁大家尊奉孔子,从而才成就了孔子,否则今天孔子的名字应该是端木子贡的名字,今天拜祭的曲阜也应换成河南省浚县城。汉代之后的儒家理论亦非孔子的原始儒家理论,发生了大的变异,参入了一些封建糟粕思想,尤其是董仲舒的“纲常理论”,以及朱熹在董仲舒“纲常理论”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延展,还有残害女界,令女人裹脚。今天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千万不能一股脑儿地什么都是好的,一定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四)墨家

  墨家是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汉民族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和儒家称其为“世之显学”,儒家代表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则归墨(墨翟)”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墨家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出现复苏,并因其进步性而呈现出燎原之势。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翟,一说是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河南省商丘)人,一说是鲁国(山东省滕州)人,河南省鲁山县也被称为“墨子故里”。墨翟也曾居住在河南省鹤壁,那里有墨山,在鹤壁朝歌还产生了成语典故“墨子回车”,其用意依然是要抹黑伟大的帝辛。墨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

  (五)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春秋战国时期亦称之为刑名之学。其思想源头可上溯到夏商时期的理官,其思想经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得以传承,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年,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春秋时以管仲为代表,战国时以商鞅为代表,到了秦代,由李斯继承。可以说,法家的故乡在中原,这是因为:
夏商政治中心本在中原,故是法家的萌生之地。

  管仲,出生于嵩山南麓,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市颍阳镇管谷村。经鲍叔牙推荐,得到齐国重用,任齐国相。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以自己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提出了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政治军事观点,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韩非,出生于韩国新郑(河南省新郑),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尊称韩非子或韩子。它是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荀子的学生。他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一人是庄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积极倡导君主专制,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作为秦国的法家代表,备受秦王嬴政赏识,但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河南省内黄)人,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号为商君,故称为商鞅。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他在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他在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他在军事上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上蔡(河南省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秦朝丞相,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李斯因私与赵高合谋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也算罪有应得。

  (六)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兵家主张运用武力通过战争来达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创始人是孙武,主要代表人物有吴起、孙膑、尉缭等,孙武著有《孙子兵法》,吴起著有《吴子》,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尉缭著有《尉缭子》。其次还有魏无忌、白起、张良、韩信,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司马法》《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孙武,齐国人,春秋时兵法家。

  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

  吴起,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卫国左氏(山东省定陶,或曹县东北)人,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尉缭,原名魏缭,战国兵家人物,魏国大梁(河南省开封)人,秦王政十年(237)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改称尉缭。

  兵家往前还可以追述到智慧先哲鬼谷子,鬼谷子的籍贯有多处,大致有鹤壁、定陶、沂蒙山等几种主要说法。由此可知,兵家的故乡在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诸子百家。诸子大抵指的是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百家泛指各个学派,后来成为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大抵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可不是只有儒家一家文化,那样理解就太狭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故乡在中原,根在中原,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六、由古代科学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经历了匠人、佛洛勒斯人、尼安德特人等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相互残酷灭绝,最终智人脱颖而出,向着地球各地扩张。智人为了生存繁衍,最初接触到、感受到、需要认识的主要是自然界里的风云变幻,从而产生了最远古的天文学。远古的天文学实际上包括天文与气象两门科学,远古的天文、气象没有分家,许多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地学乃至数学等自然科学都是从最原始的古天文学开始发生、独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传说时期

  20多亿年前,随着植物的登陆,今日大气形成,地球变成了生命的伊甸园。由于造山运动和地外天体撞击地球,地球物种经历了五次大灭绝之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智人独霸了地球。约15000年前,末次冰盛期结束后,人群再次向着全球扩张。12000年至11000年前,农业最早出现在的西亚地区。东亚的人群扩张始于13000年前,东亚的农业最早出现在8000年前,世界各地的农业在其后数千年独立发展起来。11000年前,今日黄河形成。约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就有了原始农业。

  万年以前,掌握了用火技术的华夏东方海岱族最先崛起,知道了蛇的蛰醒与冬夏半年的初始有关,知道了天气的冷暖变化。为了能记住天气的冷暖变化次数,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画上某种符号,也许就是后来的爻符,这应是最远古科学的初始,也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域二十四节气创立之初最原始的痕迹。

  8000年前,黄河流域进入裴李岗文化时期,由于人们的需要,不仅有了冬夏的概念,可能也分出来春秋。当时依然没有文字,记录一年冬夏春秋的方法也只能在海岱族符号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也许当时将春夏秋冬记成了爻符的叠加。

  6000年前,在前人爻符的基础上,伏羲在古蔡水岸边(河南省淮阳)仰观云生云消,用爻符表示阴阳,采用爻符的三次叠加创出了八卦图。其实,传说中的女娲、昊英、有巢氏等,均与最原始的天文气象有关。

  (二)五帝时期

  进入五帝时期,黄帝建有合宫,颛顼建有玄宫,尧舜建有总章,成为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天文与气象台。黄帝候凤鸣而调音律,河神鱼伯能识水旱之气;唐尧观蓂荚而知日月;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把南风视为凯风,《孔子家语•辩乐》中载有其歌词。五帝时期的燧人氏、祝融氏、共工、神农氏、蚩尤、黄帝、有倕、仓颉、常仪、大挠、隶首、臾区、荣成、师旷、风后、少昊、颛顼、帝喾、重、黎、帝尧、帝舜,均与远古的天文气象有关。

  位于河南省商丘的阏伯台,距今约4500年,应是一处玄宫或者总章。位于山西省南部的陶寺古观象台,功用应是古代先民观测日出、确定季节、治历明时、举行宗教仪式等。陶寺古观象台建筑年代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300年之间,距今4300~4500年,当是建于尧舜时期的一处总章。《尚书》中的首篇《尧典》有最早的中星授时记载,可知帝尧时期已确定了一年有366天,采用的是阳历纪年,而闰月采用的是阴历,知道了二分二至、日中、日永、日短和宵中等古时候的节气,设置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确定了四季的标志星象,二十四节气已有雏形。

  这些远古科学就萌生于古老的中原地域。万年前的海岱族用蛇的春醒与冬蛰确定冬半年和夏半年,如果认为是二十四节气最原始的发端,那么河南商丘阏伯台、陶寺古观象台,就是为二十四节气的创立树起的一座里程丰碑,且被隐藏在《尧典》之中。

  《周髀》与《周髀算经》不是一本书,后者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前者成书年代很早,由商代传至周代,周人记录下来,又传到了商高,为后来《数书九章》的问世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也是数学和地理学的前身。随着远古黄河流域先民的实际需求,产生了测天的原始活动,从而出现观天候气和治历明时,经过夏、商、周而初具规模,后人在整理前人知识时,又不断加进了当时的新内容,成就了《周髀》。《周髀》里记载有远古测天的内容,由内里记录冬夏至测得的日影,可推算出所测时间在公元前2322年,观测地点处在黄河北岸。

  鲧治水失败,禹治水成功,史书归结于堵与导,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民族的团结与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大禹治水时期,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测天技术已很先进,黄河流域的智慧先民已能像《周脾》中记载的那样,凭着一根竿子,竟然能计算出北斗星座的直径和北天极的周长。他们没有到过地球北极,也没有到过地球赤道,但他们竟然能够凭着远古的测天技术,推知北极不生万物,北极附近夏天冰雪不会消融,北极一昼夜为一年,半年为白天,半年为黑夜。他们还推断出回归线附近冬天有不死之草,五谷一岁再熟。

  (三)夏代

  夏代的天文气象台叫世室,世室里的仪器有测日影的八尺之竿,有规、矩、准、绳,还有前人传下来的各种观天候气方法和对象,包括日、月、星象、气象和物象。位于河南汝南的天中山应是一处世室。汝南处在豫州的中心,豫州处于九州的中心,故被命名为天中。为了观测天中日影,古人便在汝南城北筑土累石,堆起来一座土山,以此为正。夏王朝曾建都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东部阳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也有夏代遗址,那里也当有夏代的世室。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二十多种,其中有两个字似殷墟甲骨文中的用、物二字。物字就是云物、云气,是一种灾祥祸福的征兆,说明古人已经注意到云物的出现,有专人观测。夏代的鲧、禹、阏伯、实沈、伯益、后羿、夸父、羲和、昆吾、玄冥、帝予、后稷、刘公、终古、廪君、盐神等,为古代天文气象的发展功不可没。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述天象和物候的著作,相传是夏代遗书,被保存在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杞县,由《大戴礼记》流传下来。这篇远古文献,按照十二月的顺序,有星象、物候、气候记录,记载有见伏星授时和斗柄授时,为四象二十八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是二十四节气的早期成果。二十四节气发展初期的历法过程中,形成了早期的成果《夏历》,夏历也称农历、阴历、古历、旧历等。

  (四)商代

  商代的古天文气象台被叫成重屋。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河岸边的鹿台,除了是商末帝辛时期的金银珍宝贮藏仓库,更应该是一处为了不误农时,以及战争的需要,进行观测天象、观天候气、行政告朔、占卜军国大事吉凶、预测未来风云变幻的重屋。许多甲骨占卜文字应当出自鹿台之上,箕子的《洪范》九筹除了在淇河源头推演,也许大部分是在鹿台之上写就的。商代的汤、伊尹、伊陟、巫咸、甘盘、傅说、武丁、妇好、姬昌、箕子等,为远古天文气象都曾经有过贡献,尤其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奠定过基础。

  甲骨文形成于公元前1300年至前1273年的盘庚迁至殷墟,延展至公元前1075年至前1046年的商末,有270余年之久,但却被突然葬入地下,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记忆,疑似人为所致。经过3000余年,也许有过零星的出土,直到公元1899年,被王懿荣首次慧眼识宝,甲骨文才得以在河南省安阳重现华夏。甲骨文中有许多古天文气象记载,许多占卜与天文气象相关。由甲骨文可知,商代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以一、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合四时为一祀,有四时、四方的祭祀。闰月置于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之后,这比一律在年末置闰更符合气候特征。

  由甲骨文可知,商代甲骨文时期已有《易》六十四卦。商周黎城(山西省长治西南)交战,姬昌兵败被抓,被囚于羑里(河南省汤阴)期间,开始推演六十四卦,并为《易》做辞,也就是对六十四卦按照自己的目的,重新进行解释,无非是想最后得出一个“商当亡周当兴”的先验卜筮结论。《易》中的阴阳始于八卦图,当然也就源自天文气象。通观《易》六十四卦,不难发现其主体就是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天文气象成为《易》的中心和骨架。科学向前发展了,《易》在发挥正能量的同时,更多地却滑进了迷信的泥潭,在泥沙俱下的今天,《易》同《鬼谷子》一样,好似枯木逢春,显得朝气蓬勃,尤其在当今民间也弥漫着负能量的阴气。

  商末生活于淇奥的箕子,被誉为中华科学文化奠基人之一,他著有《洪范》,被载入《尚书》,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认为是周初周武王姬发访问箕子时的谈话记录。《洪范》九畴之中创立了五行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古科学文化。箕子把古科学文化贯穿于一套严格而完整的神权统治理论体系之中,内里讲到天象、气象、人象,观云识天,观天测人、测社会等,成为天地人伦的常道、秩序,规定了天、地、人、神的等级关系和行为准则,后来变成了周朝的法律。五行理论被后世用于天文、气象,用于天气、社会、人文预测等诸多领域,成为古科学的源泉之一,也成为儒家理论的源泉之一。

  (五)周代

  周代的古天文气象台被叫成明堂,由太史管理。周朝和鲁国执行的是周公姬旦之法,在明堂实行的是《月令》。齐国称明堂为玄宫,在玄宮实行的是“太公古法”。姬昌称明堂为灵台,在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就建有一处明堂(灵台)。商周时期的君主梦想把自己的生活搬上天空,给星宿取名为帝、佐、明堂、观台等;奴隶平民也想人间天上,给星宿取名为牛郎、织女、田、梭、河、汉等。

  西周时期有周公测景台,是西周的一处明堂,距今3000多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是华夏古代测量日影、验证四时和计年的人文遗址。周公姬旦曾在此处研究天文的圭和表,圭表测影在周初的营造东都和封建诸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宗周贵族们抵制营造东都,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就用圭表测影说服他们,其实是愚弄他们。圭表测得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影长一尺五寸,中位数等于六尺,正好是春秋分的影长。春秋分日出入于正东西方,影长六尺和表高八尺,正好是商高所说“勾三股四”数值的两倍。周公姬旦利用商高定理和周脾的数据,在那个愚昧的时代,把河南登封测景台神话为天地的中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天地之中”,使反对营造东都的宗周贵族们无话可说。汉朝以后对周公测景台圭表有所改进,唐代时修建了石表,北宋皇祐初年改制成黄铜表柱。遗址比希腊亚历山大天文台和罗得斯观星台早800多年。

  关于上述周公所测数据符合商高“勾三股四”的传说,笔者用其数据进行了实际计算,得出观测地点位于北纬34度41分,而河南省登封市治所处在北纬34度28分,告成周公测景台比登封市治所偏南,可见观测点不在登封告成。并推算出观测的时间为公元前5384年,处于上古伏羲时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说明此说不可信,其数据只能是一种后人杜撰。

  黄河流域中原地域多处皆有古天文气象台建筑,河北省邯郸市有武灵丛台,河南省鹤壁有摘星台,古淇河岸边有新台,这些台都与观天候气、处理军国大事有关。《吕氏春秋》中也有古天文气象科学,初次出现了雨的分类,并将风命名了八风,对水分循环原理、季风、云分类、云气占卜气候等进行了论述,通过水的物态变化粗略判定天气冷暖变化,说明黄河流域先民对云已有观测。出土于河南省卫辉的《及冢竹书》里有《月令》《十二纪》,是可贵的古代科学文献。《礼记•月令》记载有七十二候、物候,开始用悬羽测风,用土和炭测湿。周代的姜子牙、姬旦、管仲、老子、庄子等,都与古代天文气象有关,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奠定过基础、做出过贡献。

  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商代问世,故乡在黄河流域,且多集中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豫北的淇河也因《诗经》被称为诗河。《诗经》中记载有物候、气象现象、季节与气候、气象灾害、生态环境、天文与节气等内容,含有丰富的古天文气象文化。

  东周春秋时期,中岳嵩山南麓出生了一位经天纬地之才的管仲。管仲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他把观天候气的知识应用于拓荒开垦、农业抗灾、土地开发,他善于把气象条件用于军事征伐,提出了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政治军事观点。《管子》一书包含了道、法等各学派的一些思想,也可能是某些学派思想的源头。其中大量的天文、气象、历法、地理、农业等各项科学知识,在科学史上是弥足珍贵的。

  东周战国时期,道家始祖老子写出了《道德经》,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与弟子写出了《庄子》。老子的自然观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环境、不器之物等。庄周的《逍遥游》堪称凤之宏论,将鲲鹏用作天地间狂飙飓风的象征指代,从而开启了后世“鱼~鸟”转化之先河,用自己智慧超人的大自然观给中华古老的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庄周的自然观涉及到气象文化、天地人、极限论、相对论等。

  (六)秦汉到南北朝

  汉代已经有灵台,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南郊有一处灵台遗址,建于公元56年的东汉中元元年。漳河岸边有铜雀台等,这些台都与观天候气、处理军国大事有关。南北朝时的南朝开始正式称天文气象台为灵台,由太史令管理。南北朝时代南京北极阁处就有了灵台候楼,用以观天测候。灵台是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

  东晋、隋代都设有内外观象台,晋代内观象台对外观象台负责监督,由太史令负责,古代科学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由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田律》可知,秦代有了上雨泽。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报奏雨泽的一种惯例,州县官员必须定期向朝廷报奏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

  西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鎏金凤凰,装置在建章宫一丈多高的杆上,以观测风向风速,因而古人把凤鸟视为风神。东汉河南省南阳张衡用铜乌测风,东汉郑玄写有《相风赋》,记述的就是观测风的相风乌,也就是古代装在高杆上的铜制乌形风向器。相风乌不仅能够测定风向,还能够观测大风的等级。河北安平县发掘出一座东汉古墓,墓中有一幅大型建筑群鸟瞰图,图中主要建筑物后面的钟楼上,立有一只相风乌和一面测风旗,这是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相风乌图形,但不一定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相风乌。建章宫阙上的铜凤凰比西方的候风鸡至少早一千多年。

  物候定季节在夏代结出硕果,观星候气在商代掀起高潮,商周过渡时期出现了三十节气系统,随着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进步,节气的划分逐渐充实起来,最终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直到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出现了《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汉代的公孙卿、壶遂、司马迁、邓平、司马可、侯宜君、唐都和落下闳等人,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太初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置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得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个月等于29.4381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正月为岁首,这个历法在农历中一直沿用到现在。

  北魏时期(386~534),把具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载入了国家历法。至此,物候历的基本形式固定下来。但物候随地区而异,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现象的出现日期可以相差很远,为了使国家历法中的物候与那个朝代京城周围的情况一致起来,往往把以前的物候历推迟或提前一至几候。北齐时期(550~577),张子信发现太阳视运动不均匀现象,这是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致,为后来的二十四节气科学确定时刻打下了基础。

  二十四节气是仅次于应用火的伟大发明创造,为华夏农耕时代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依偎着伟大的母亲黄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世代繁衍生息,求索不止的一座丰碑。从农耕时代的实际社会经济效益来说,二十四节气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意义远大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

  随着黄河流域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其他各自然科学也在唐宋及以后逐步发展起来,且他们的故乡多数在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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