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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 红旗街上的童年记忆(下)
红旗街上的童年记忆(下)

 
作者:郝洪山  加入时间:2018-6-13 0:42:39  点击:

 

 

三、“高门台”
 
高门台其实是红旗街上的一个酒店。当年的全称叫“鹤壁饭馆”,而那时因为要走进这个饭馆吃饭还要先登上一段高高的台阶,故大家俗称其为“高门台”。据史料记载,“高门台的前身是位于枫岭公园旁边的商场小吃部。1959年1月,市委市政府(当时称人委)由中山迁至山城区。3年后,小吃部迁到现址改名为鹤壁饭馆。《鹤壁市饮食行业志》记载:1962年12月15日,鹤壁饭馆开业,时任市委书记郝明甫为饭馆题写匾额。开业时饭馆隆重推出了灌汤小笼包子。灌汤小笼包子一面世便赢得了市民的赞誉,后来成为该店的主打品牌和招牌主食。1967年该店易名为红卫食堂,1989年恢复原名鹤壁饭馆。”
实事求是地讲,我最初小时候因为很少有机会去高门台,所以对它并没有太多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们私下里都叫它“高级饭馆")。只是后来在那个非常的时期里,我才记住了与高门台有关的一个人和两件事。
记得当年高门台有一个叫小唐的师傅,不过我认识小唐师傅还并不是因为他的厨艺高超,而是因为当年性格开朗的他喜欢运动并且肌肉发达,尤其他还经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开玩笑。而且,更重要的是小唐师傅也喜欢篮球。每次我们市里的灯光球场有比赛时,小唐师傅一定是现场上最忠实、也是最热闹的球迷之一。况且,那时据听说小唐师傅还会些武术,这就更加让当年我们这些孩子们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要知道,喜欢篮球,会武术,身强力壮这三个条件,在当年那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里追求和仰视的“英雄”和“豪杰”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在我认识中小唐师傅的名头要比高门台还大。

上图,当年红旗街上的游行队伍

  其实,真正我在童年中与高门台有过的交集的还是与吃有关的。

在当年给我父母只发生活费而不发工资的那个非常时期里,我们一家老小那个时候的生活也是相当拮据的。不夸张的说,吃不饱和饿肚子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记得那时在我实在饿极了的时候,都还会去高门台喝上一些面汤。记得当年在高门台吃面条是要钱的,但是加面汤却是免费的。所以,我那时去高门台总是不要面而光喝汤。况且,还有小唐师傅的面子,我每次到那里喝面汤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当然,在我童年关于“吃”的开心记忆里,也是与高门台有关的。
当年,在父母双双进了五七干校和哥哥姐姐也去参加生产或上山下乡的日子里,只有我和弟弟妹妹在家中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母亲能从五七干校放假回家。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母亲早上有时会去高门台给我们买一些豆浆和油条改善一下生活。尽管由于经济的原因,我们那时也只能是可以喝到一小碗豆浆和分上半根油条,然而,仅此对当年对我和弟弟妹妹来讲,就已经是像过年过节地一样开心和幸福了。

上图,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老照片

上图,当年袁世海先生与李少春先生的剧照

四、文化宫

 
记得小时候,正值我们那一座新兴的城市热火朝天搞建设的时期,当年整个城市里从上到下的男女老少无一不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虽然那时在物资生活方面还显得是比较紧张,但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却还是丰富多彩的。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在博物馆看过书画展、恐龙化石展等各种展览。而且,当年小时候,我就是在市人民公园经常举办的各种花卉展览上,认识了月季、认识了牡丹、认识了含羞草和看到了铁树开花。而最最让我记忆深刻和至今难忘的还是小时候在文化宫看到过的那些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各种演出。国家京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国评剧院、中国儿童剧院、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等等都曾在文化宫演出过。有的时候,还经常出现多家剧团分别在大胡、中山和鹤壁集三地同时演出的盛况。
鹤壁老作家李志林先生曾经的一段回忆记述了当年的情景,“ 1963年,这一年政通人和。人们一扫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文艺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当年全国各地很多剧团都来到鹤壁演出。而最值得载入鹤壁历史的是国家京剧院的首次莅临,全市一片沸腾,观戏热潮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国家京剧院为满足鹤壁矿工们的需求,一再加演。很多工友们都是下班后骑车从市区最北的龙宫、窦马庄赶到大胡看戏,看完后半夜结队再从市区返回,来回几十公里,还不耽误第二天早上6时下井采煤。那一年,京剧界的明星大腕都来了,有袁世海、杜近芳、李金泉等,他们演出的《贵妃醉酒》、《九江口》等名剧,让鹤壁人民享受到了全国最高水平的京剧艺术。”
其实,对于那一次国家京剧院的演出,我还是有些记忆的。当然,小时候的我还并不知道什么这个角儿、那个角儿。而且,当年我最初对袁世海先生的认识和兴趣还是在他演鲁智深时的那个大肚子。我那时看着他在舞台上扮演的鲁智深不仅特别的威风,而他那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并且还能一动、一动的大肚子更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记得第二天袁世海先生自己没有戏便和我父亲一起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而正好是挨着袁世海先生坐着的我便不时地盯着他的肚子看。当袁世海先生得知了我好奇的原因之后,他还笑着让我摸了摸他的肚子。

上图,杜近芳的剧照

上图,豫剧名丑牛得草先生与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先生在一起

  记得在小时候的一个假期里。为帮助市豫剧团准备演出任务,我母亲也被派去到剧团蹲点。所以,那个假期里的我也就与当时自己既是好同学还是小伙伴的牛亚非(豫剧名丑牛得草之子)经常到文化宫或排练场去看豫剧团拍戏。当年鹤壁市豫剧团可以说是有不少豫剧名角。比如,名丑牛得草、老生王根保、“女老包”陈慧秋及陈敏秋等等。而在这其中,我最喜欢看的还是牛得草先生的演出。每次看牛得草先生的戏,不仅总是让我们笑得是前仰后合,而且在开怀大笑中又让人明辨是非和爱憎分明。尤其是当年他的《做文章》、《三不愿意》、《拾女婿》等,更是让人在讽刺幽默与忍俊不禁之中有所启发和感悟。不过,他当年最著名的剧目《卷席筒》却是我小时候并不太喜欢看的一出戏。因为,小苍娃的悲惨遭遇和坎坷命运总是让我感到难过与伤心。

那时候,最有意思的是我和亚非有时在剧团演出时,我们可以在后台看戏。记得那个时期里,因为演出任务繁重,市豫剧团有时还会一分为二地一部分人到外地演出、一部分人留在市里演出。所以,在剧团人手不够时,我和亚非也会在后台凑热闹的帮上一些小忙。比如,刮大风时,我们也会拿着一张白铁皮在后面拼命的抖动制造效果。再比如,下大雨时,我们又会在拿起一个系满珠子的大蒲扇使劲摇在假装下雨的声音。尽管说起来这些都已经是些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它给我童年带来的那种见识与惊喜、快乐与开心,却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遗憾的是,在后来到了那个“只有会可开而已无戏可演”的年代之后,我也就没有机会和没有资格走进文化宫了。再后来,我又远去新疆当了兵。而且,这一走就已经是四十多年的时间了。然而,即便是在现在甚至是无论在何时与何地,每当我想起了文化宫、尤其是每当我又一次想起了红旗街的时候,依然是会
让我又回到了或又感受到了童年的那种已不可复制的温暖与快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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