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伾斋新译诗经》出版发行
《黎伾斋新译诗经》出版发行

 
时间:2020-7-13 11:35:05  作者:秋雨 阅读: 

2015-09-26 10:32: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伾斋新译诗经秋雨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348 - 5437-8

Ⅰ①黎…Ⅱ①秋…Ⅲ①古体诗  诗集  中国  春秋时代②《诗经》注释③《诗经》 译文  Ⅳ 1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652号
字数:560千字
 
前言



先秦时期的《诗经》成为甲骨文之后中华文化的新起点,自《诗经》发端而产生的诗性语言,形成了中华民族高雅、博大、纯净、典丽的光辉传统,成为中华古文化里的瑰宝,其文学成就的璀璨光辉照耀着世界东方。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说学习《诗经》非常重要,《诗经》可以兴起,可以鉴赏,可以共鸣,可以抒情,小可以行孝齐家,大可以尽忠报国,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大自然。古往今来的华夏文化有兴有衰,虽然科举制形成的八股文让中华文化走向堕落,但它同当代某些搞形式主义的口号文字和讲话稿一样,算不得文学范畴,中华文化终不至于被这些文字下滑跌落在历史长河之中。诗经、楚辞、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串起了中华文学的主链条,“天不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之文化”。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正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致力于振兴中华,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这中间必然包含着《诗经》瑰丽的篇章。溯洄大河读《诗经》,无不为中华古国的文明和繁荣文化而自豪,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诗经》的诗性语言滋养当代,让古为今用,造福今天,造福未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黄河流域先秦文化标志,在古代被列为“六经”之一,而且高居六经之首。封建时代,《诗经》主要是用于教化。《诗经》中歌词语言精美,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具有审美教化的作用;《诗经》多是抒情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具有情感教化的作用;《诗经》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多样,具有文化教育的作用。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猝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并说孔子生逢其时,不得重用,只好编纂《诗经》,“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诗经》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重要的先秦文学古典,奠定了甲骨文之后的华夏文化,对于华夏诗歌创作、文学艺术、文化发展等影响巨大而深远。就诗歌而言,一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譬如:抒情诗的传统,诗歌艺术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等;二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譬如:齐言、长短句、五言、六言、七言等;三是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对于《诗经》中赋、比、兴的含义,朱熹《诗经集传》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者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经》中《风》《雅》《颂》得名来自音乐。《风》属于各地的民间小调,歌唱的是各地的风土民情,当然也有黎民百姓关心国家大事的歌谣。所谓国风,国指的是诸侯所统治的地域;风指的是民族歌谣之诗歌。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里巷歌谣之说是对的,但将民谣皆与君君臣臣挂起钩来,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雅》是正的意思,属于宫廷之歌。雅与夏二字古代通用,远古的西安、洛阳均是夏地,后来先后成了西周和东周的京都,于是便有了夏乐,也就是雅乐。雅原为乐器,形状如漆筒,两头蒙着羊皮,后来引申为乐调,指天子所用的正乐。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其次序时世,则有不可考者矣。”

《颂》是赞颂商周先祖和君王的宗庙诗歌。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中多有言过其实的自卖自夸,甚至有历史造假的嫌疑,故“美盛德之形容”的说法实难苟同。

关于《风》《雅》《颂》朱熹《诗经集传》序文中说:“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辟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其中的“万世法程”绝对真理之说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周人的王婆卖瓜诗篇,掩盖了历史真相,其作者也非皆圣人之徒。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说:“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诗经》中没有专门描写自然风光的诗篇,写花鸟虫鱼和各种动植物,搬出景与物、宇宙银河星空、雨雪风云等等,皆是为了用赋、比、兴的艺术笔法陈述事物,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自然风光。即使写到某地景色,也多是用的比兴手法,以物喻人,以环境抒发情志,用以歌颂、鞭挞、讽刺、同情、哀伤某事某人,寄托理想、期盼、喜怒、感叹诸多内心世界等。

似乎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诗经》收集了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也就是西周初年至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但这种认定不一定准确。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诗经》,其中《商颂》或许是传承于商代的甲骨文字,多数认为是周代宋国人和微子的作品,《商颂》祭祀了商汤,涉及商之列祖,歌颂了商代汤武、高宗武丁;《周颂》歌颂了生活于夏代的周人祖先后稷,以及生活于夏、商时代的周人先祖公刘、亶父、季历、姬昌等;余者收录的是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颂》中的作品不一定均是创作于周代,某些诗篇很可能在西周之前已经问世,经口头或者甲骨文字流传到了周代,也许在“诗三千”的时候,《颂》的内容还不止这些。从内容而言,《诗经》应当是收集了自帝喾之后到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歌。

今天多认为《诗经》共三百〇五篇,多忽略了《小雅》中的六篇笙诗,六篇有曲无词,虽然没有词,但应该有曲,就像今天的钢琴曲,可惜曲也已经遗失,因而今天看到的《诗经》总篇目应为三百一十一篇。《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也就是歌词、音乐、舞蹈三位一体,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时,看到了这种歌词、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表演,其中就有“十五国风”和《小雅》《大雅》《颂》,季札对其还进行了评论。襄公二十九年(544,季札访问鲁国时孔子只有八岁,说明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有蓝本



关于诗歌的采集,有不同的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朝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也有人认为,周朝各诸侯国有被称为乐师,就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职人员,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搜集了各地的歌谣,各诸侯国又把这些歌谣献给周天子,这些诗歌便汇集到朝廷。

《诗经》收集的诗歌地域很广,包括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等,而多集中于河南。地域范围北到《唐风》中的今山西省北部,南到《周南》《召南》中的汉水流域,东到《齐风》《鲁颂》中的今山东省,西到《秦风》《豳风》中的今甘肃省。

《周南》《召南》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族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着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又说:“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二县。未知召亭在何县。”周南是周公姬旦的封地,西周问世后,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今河南省三门峡以西、陕西省西安以东的豫西、鄂西北、陕西商洛一带。召南是周召公姬奭的封地,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今河南省三门峡以东豫西、豫西南、鄂西北一带。

邶风》《鄘风》《卫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不详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之地。至懿公为狄所灭,戴公东徙渡河,野处漕邑。文王(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所谓殷墟。卫故都,即今卫县(治所位于今浚县卫贤镇)。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怀卫。澶相、滑濮等州,开封大名府界,皆卫境也。但邶、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则不可晓。”邶国是西周初年诸侯国,姬发灭商后,为了安置商遗民,将商代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封商代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邶国地域认为在今河南省汤阴,或认为在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一带。鄘国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东北一带,是西周初年的封国。卫国是西周初年所建立的诸侯国,第一代国君是姬昌的第九子康叔封,辖地大致为今河南省黄河北部、河北省邯郸及邢台一部分、山东省聊城市西部,先后建都于朝歌(鹤壁)、楚丘(滑县)、帝丘(濮阳)、野望(沁阳)。卫国是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立国前后共计八百三十八年,传三十五君,卫武公时国力最强,灭于秦亡前一年。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灭东方五十国,尽收原卫、邶、鄘之地,将原来武庚掌管的商都周围地区和商遗民七族封给康叔封,让康叔封迁徙至今河南省鹤壁市淇水岸边,在朝歌建立卫国。因此,采集自卫地的《邶风》《鄘风》《卫风》均属于《卫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孔子之前的吴公子季札已经把《诗经》中的邶、鄘、卫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卫风》。

《王风》采自东周时期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洛邑宫廷之歌不再称雅,而与采自诸侯国的诗歌同称为风。朱熹《诗经集传》中说:“王,谓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贡豫州大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丰,武王居镐。至成王,周公始营洛邑,为时会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来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谓丰镐为西都,而洛邑为东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与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戏。晋文侯、郑武侯,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为乎王。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则今河南府及怀孟等州是也。”

《郑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郑,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为采地。后为幽王司徒,而死犬戎之难,是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东都。亦为司徒,又得虢、桧之地。乃徙其封,而施旧号于新邑,是为新郑。咸林,在今华州郑县,新郑,既今之郑州是也。”郑国为周厉王的小儿子,也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于公元前806年所建,初始位于今陕西省华县以东,姬友成为郑国第一代君主,尊称郑桓公。郑国初为周王朝畿内诸侯,周室衰微,郑桓公积极谋求全身之策,通过向虢国、桧国贿赂,取得十邑之地作为新郑国在东方的立足点。当周室东迁,郑国借天子之名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诸侯国,包括虢、桧两国,郑国由畿内诸侯成为畿外诸侯。郑国的东面是鲁、宋,西北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郑国经常利用王室之名为自己谋私利,兼并了周边的小国,侵夺许国,干涉宋、卫、鲁等国,助齐国赶走了入侵的北狄。经过几次君位争夺,郑国国势大不如前,周边列强纷纷崛起。进入战国,郑国仍然得以苟延残喘。公元 前375,郑国被韩国所灭。

齐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齐,国名。本少昊时,爽鸠氏所居之地。在禹贡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后,既封于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为大国。今青齐淄潍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齐国是周朝时期山东半岛的一个诸侯国,分为姜齐和田齐。西周初年,姬发灭商兴周后,封姜尚(吕尚、姜子牙)于齐,齐国又称姜齐或吕齐。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齐康公。公元前386年,田和放逐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被周安王封为齐侯。公元前334年,田氏始称王,齐国又称田齐,其疆域大致为今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及河北省西南部,都于今山东省临淄。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公元前208年,齐复国。公元前202年,齐国被汉将韩信所灭。

《魏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周初以封同姓,后为晋献公所灭,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苏氏曰: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皆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晋官。疑实晋诗,又恐魏亦尝有此官,盖不可考矣。”魏国是西周时期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册封地位于今山西省芮城县北一带,始祖是姬昌第十五子毕公高。公元前661年,魏国被晋献公攻灭,封给毕万,毕万成为战国时代魏国先祖。公元前453年,魏、韩、赵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创立魏国,都于今山西省夏县。公元430年,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图霸,魏文侯把都城迁到今河北省魏县。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也就是今河南省开封,到大梁后,魏国也称梁国。

唐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爕乃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绛,皆在今绛州。”唐国是晋国的前身,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姬诵在位时,把唐国封给了他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唐国国君之位后改称晋国。

《秦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秦,国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近鸟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其后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孙大骆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孝王封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时,犬戎灭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不克,见杀。及幽王为西戎犬戎所杀,平王东迁,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丰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兴平县是也。”秦国是周朝时期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其先祖嬴姓部族是商朝贵族,早在商代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因嬴姓部族卷入了“三监之乱”,遭到西周的惩罚,被迫西迁,嬴姓部族沦为奴隶。周孝王时,秦先祖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负责保卫边疆对抗西戎。周夷王以后,周王室越来越衰败,不得不依靠秦人稳定西部疆域。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也就是今甘肃省天水西南礼县一带之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攻杀,秦襄公率兵救周有功,得到周平王赏识。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襄公,秦国正式成为周朝诸侯国。秦穆公时,秦国先后灭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十二个国家,国土达千余里,秦与西方常年频繁征战,造就了秦人能征善战。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中期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25年,秦国君称王,即秦惠王。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237年,秦嬴政即位。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华夏的大一统。

陈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陈,国名。大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贡豫州之东,其地广平,无名山大川。西望外方,东不及孟诸。周武王时,帝舜之冑,有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满,而封之于陈。都于宛丘之侧。与黄帝帝尧之后,共为三恪,是为胡公。大姬妇人尊贵,好乐巫觋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陈州即其地也。”陈国分周代陈国和商代陈国。商汤灭夏后,册封舜的后人虞遂于陈,建立了商代的陈国。商末,舜的一个后裔妫遏父(阏父)投奔西岐,做了西岐负责管理陶器生产的陶正。妫遏父为西岐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姬昌将自己的大女儿太姬嫁给了妫遏父的世子妫满为妻,姬发灭商后,分封部分上古圣贤名王的后裔为诸侯承奉圣祀,妫满被册命派遣到陈,取代了虞遂的后代当了陈侯。两个不同时代的陈国先后均建国于今河南省淮阳一带,定都宛丘(淮阳城关)。周代陈国位居周初十大封国之列,地盘比商代陈国大。周代陈国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前478年,辖地最大时达十四邑,大致为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一部分,楚惠王杀陈湣公后陈亡,陈国共历二十五世,延续五百多年。

桧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桧,国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其君妘姓。祝融之后,周衰为郑桓公所灭,而迁国焉。今之郑州即其地也。苏氏以为桧诗,皆为郑作。如邶、鄘之于卫也。”桧国都于今河南省新密曲梁镇,地理范围处于豫州偏北部,相当于今郑州市一部分。公元前769年,被郑武公所灭,领地并入郑国,故《桧风》可以认为是《郑风》,就像《邶风》《鄘风》可以认为是《卫风》一样。

曹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曹,国名。其地在禹贡兖州陶丘之地,雷夏荷泽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铎。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国由姬昌第六子开国,共历二十六世,存续五百五十六年,是春秋时期中原东部地区的二流诸侯国,没有什么建树。公元前487年,宋国虏杀曹伯阳,曹国覆亡。曹国辖地为今山东省定陶一带,建都陶丘,也就是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

豳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实。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县,邰,在今京兆府武功县。”豳国是周人先祖不窋之孙公刘所建,建国于夏末商初时期,位于今甘肃省宁县一带。公刘是周人部落首领,其祖皆为夏朝贵族,是夏代农耕总管,世代为夏朝负责五谷棉麻、秋收冬藏之类农事活动。商代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定居于戎狄之间。豳国建立后,历经三百余年,到了古公亶父时,豳国才迁往周原,也就是西岐。

《小雅》《大雅》采自镐京、洛邑的京畿之地或者宫廷,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洛阳一带。

《周》三十一篇,多为周公所定,间或有周康王以后的作品。其作品产生地应在京畿,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洛阳一带。

《鲁颂》产生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山东省的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一部分,国都设在曲阜。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鲁,少皥之墟。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长子伯禽。今袭庆东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

《商颂》五篇,按照朱熹之说,作品的产生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应天府亳州界,多认为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市。

《诗经》的诗歌多集中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和陕西省,所以说《诗经》的故乡在黄河流域,读《诗经》犹如溯洄大河千古岁月,回望周代以前历史人文。



《诗经》记载了周朝的民族历史、社会风貌、战争行役、古代英雄、祭祀活动、宫廷宴饮、劳动劳役、家庭生活、婚姻爱情、赞美讽刺等等,无所不及,尤其是《国风》之中,记录了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战火云烟,社会黑暗,黎民疾苦怨愤不满,甚至还有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通过字里行间,看到了女子遭弃的悲惨命运,看到了对自由婚姻的争取与抗争,看到了各地风土民情。同时,由《诗经》也找寻到了中华文化里许多分支文化的历史源头。譬如:梅文化、月文化、竹文化、荷文化、兰文化、爱国文化、廉政文化、赞美文化、讽刺文化、孝道文化、思乡文化、爱情文化、哀伤文化等,当然也有周人的封神文化等。

中华梅文化源自《诗经》。甲骨文字中就有“梅”字的身影,“梅”在甲骨文中写为“槑”,黄河流域那个时期比现在要温暖,适宜古梅的生长。由《诗经》可知,《秦风·终南》“有条有梅”,《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曹风·鸤鸠“其子在梅”,《小雅·鳲鸠“侯栗侯梅”,《召南·摽有梅》“摽有梅”,黄河流域梅树繁盛,而且中国梅文化在诗经时代已现雏形。自《诗经》而始,中华文人总结出梅花的铁骨铮铮、傲寒怒放、坚贞高洁、清雅俊逸、冰肌玉骨、雪中留香,从而把梅的生物形态特征升华成了民族精神的写照。梅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花为中国文化增辉,中国文化因梅文化添彩。

中华月文化源自《诗经》。盘古开天地,人猿相揖别,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生活中便有了月光、月影、月魂。距今约八千年,华夏的前身裴李岗、渭河流域、关中及丹江上游的大地湾,有了农业文明,出现了最原始的月文化。五千年前,黄河流域进入五帝时期,音律问世,有了口头传唱的诗歌,远古咏月诗歌因没有文字无法记录,未能留传后世。约公元前1300年,进入农耕文明的商代后期,创造出甲骨文字,有了商代的阴阳历,记录下来那时的月圆月缺,成就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明月。甲骨文之后有了《诗经》,其中涉及“月”字的诗歌共有二十六篇,《陈风·月出》就是一首月下想念一位美丽姑娘的诗歌。皎洁的月光之下,诗人思念起他的心上人,大有千里共婵娟的迷离意境,也许诗人的心上人近在咫尺,但朦胧的月光下,又似乎离得很远,可谓美人如花隔云端,活现出一个月光之下的美人儿,如梦,似幻。古人把月亮又称为夜光、顾菟、玉蟾。后世诗人也给月亮起了别名,譬如:玉兔、素娥、冰轮、桂魄、婵娟等。西汉时期,嫦娥奔月的故事形成。历经各代直到今天,人们对天上的一轮明月情有独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咏月的文字经久不衰,每至八月中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月文化。

中华竹文化源自《诗经》。《诗经》中涉及竹的诗歌有十三篇之多明着写竹的有《淇奥》一篇,《淇奥》以淇河两岸的淇竹起兴,歌颂了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卫武公的美德,赋予竹以人的精神、道德、情操。淇竹因此而名传天下,誉满华夏古今,真可谓“淇竹传《诗》”“问华胄,名淇澳”,绿竹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各朝各代文人都在追思着淇竹,成就了淇竹文化。淇竹文化是《诗经》关于淇河卫地所独有的特色,不单单说的是淇竹,内里含着廉政文化,闪现着君子的身影。作为君子,应该首先完善自我,陶冶身心,涵养品性,不仅有斐,还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铁先要自身硬。淇竹文化中包含着廉政、爱国、爱家乡、忘我奉献、努力奋斗等,内涵丰富,因此说淇竹是淇河之魂。追溯华夏竹文化的源头,竟是起自淇河岸边,《淇奥》开创了淇竹文化的历史先河,也开创了中华竹文化的历史先河。

中华荷文化源自《诗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出自《郑风·山有扶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出自《陈风·泽陂》。华夏从漫长的奴隶时代进入到封建时代,荷花也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进入到了人们耕作的田间池塘。《周书》有句:“薮泽已竭,既莲掘藕。”可见周代的野生荷已经开始被人们食用了。《尔雅》中说:“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说明人们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将荷各部分器官分别定了专名。《诗经》中将莲称作水芙蓉、水芝、泽芝、水华、水环。至于将莲作荷,则是古中国称莲的绿茎为荷,之后便将莲与荷两者混为一谈,成为通用花名。荷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荷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公元前473年,荷花作为观赏植物被吴王夫差引种到苏州灵岩山离宫,离宫是为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品上就有了荷的图案,荷与被神化的龙、仙鹤一起作为崇高圣洁的象征。莲在佛教中象征神圣与不灭,代表崇高、圣洁、吉祥、平安、光明、贞静等意,被视为吉祥花卉。荷花象征生命、太阳、和平、坚定、寂静与连绵不绝。民间馈赠荷花,表示赞扬对方清廉,人品高洁,“出于污泥而不染”。人们喜欢以荷花图案作礼品馈赠,寓意吉祥,如莲藕上一茎双花的图案象征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荷花与一只鹭鸶鸟画在一起表示祈盼考生一路顺利,连科高中。用莲花鲤鱼图作年画,寓意连年有余。如果说《淇奥》开启了华夏竹文化,那么华夏荷文化便是始于春秋时期的郑国和陈国,属于古溱洧荷文化。自《诗经》开始,荷成为历代文人笔下歌咏的对象之一,成就了芬芳圣洁的中华荷文化。

此外,淇、溱、洧等河边还初始了中华兰文化,也开了咏松文化的历史先河。

中华廉政文化源自《诗经》。中华远古的廉政文字始自淇河岸边,周公旦在淇河岸边为卫国第一位国君姬封举行授土授民仪式,制作了《康诰》《酒诰》和《梓材》,这三篇文告是甲骨文之后华夏最原始的廉政文字,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要仅是在水面上映照自己的形象,更应当从民众中鉴照自己的形象。闪烁着远古廉政的光辉思想,照耀着今天。《诗经》中廉政诗歌数量很多,代表篇当属卫武公所写的《抑》《宾之初筵》,其次还有《淇奥》《甘棠》《鳲鸠》等。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评论《卫风》:“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是说:“美好又深沉啊!有忧愁而不困扰。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这不就是《卫风》吗?”

淇河卫地的廉政诗文化与淇竹诗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历朝历代涉及淇奥、淇园、淇竹的诗篇很多,都含有廉政的内容。《甘棠》歌颂的是召公姬奭,甘棠就是杜梨,果实很像中国古代衣服上的扣子。姬诵执政时期,除了周公姬旦摄政,还有召公姬奭辅佐,召公姬奭辅佐姬诵和姬钊,创建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召公姬奭经常到民间乡邑巡行,勤政爱民、清廉听政,常爱在一棵杜梨树下现场处理公事。人们为纪念召公姬奭勤政爱民、清廉听政的事迹,表示对他的爱戴和怀念,而不愿砍伐他曾坐于其下办公和休息的杜梨树,并且歌之咏之。召公姬奭被后世千秋传唱,流传至今。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即为古召伯听政处原址,有清代河南尹张汉手书“召伯听政处”石碑,召公姬奭堪称“扣子下的廉政君子”。鳲鸠》歌颂的是君子美德,说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中华爱国文化源自《诗经》。代表作品当属《载驰》《竹竿》《泉水》,三篇的作者是许穆夫人。诗歌中是许穆夫人热爱祖国,不忘故土,持节不移的情愫,表现了许穆夫人的故土情怀。许穆夫人出生在淇河岸边,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淇河也因此被称为爱国之河。许穆夫人的爱国诗篇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爱国诗文化。

中华赞美文化源自《诗经》。《诗经》里的赞美诗歌当属《硕人》《淇奥》,尤其是《硕人》,赞美的是卫庄姜。卫庄姜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他出生于齐国,嫁到了淇河卫地,《诗经》里有她的四篇作品,她人长得漂亮,也很有才华。别的赞美诗歌无法与《硕人》媲美,对后世的赞美诗文化影响很大。《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虽读后为弄虚造假顿生厌恶之感,但却不能否认其为中华赞美文化开了历史先河。

中华讽刺文化源自《诗经》。新台》是卫宣公与宣姜的乱伦“新台之丑”,《周南·樛木》是另一个版本的“新台之丑”,《齐风·南山》是鲁桓公与文姜兄妹私通之丑,《陈风·株林》是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的“株林之丑”。《诗经》里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态的讽刺诗很多,代表作当属《新台》《青蝇》,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讽刺诗歌、讽刺文学、讽刺漫画、幽默笑话影响很大。

此外,爱情文化、哀伤文化的诗歌很多,不胜枚举,《卫风·氓》最具有代表性。孝道文化、思乡文化的诗歌代表作有《凯风》《河广》等。



《诗经》所宣扬的文化主流是应当肯定的,内里有远古的廉政、爱国、爱情、思乡等文化。但在《国风》的字里行间,充满王公贵族、地方诸侯巧取豪夺、奢侈淫靡,活人殉葬,可以看到下层小吏的迷茫和无奈,能够听到社会底层农奴饱受徭役之苦,难以生存延续的凄惨诉说,有赞美、同情、鞭挞、讽刺,有欢歌笑语,有痛不欲生。而《雅》《颂》之中,除了可以肯定的主流,内里还有抹黑帝辛,无限抬高周人,甚至弄虚造假,空洞说教,蒙世骗人。《国风》与《雅》《颂》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一本《诗经》,前面是《国风》对周天下黑暗社会的鞭挞,后面是《雅》《颂》中周人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犹似说己矛之利,说己盾之强,自相矛盾,本身已对周之天下给出了评述,可谓莫大的讽刺。

周人在姬发的带领下,由吕尚作为军师,由微子作为内应,在扫清了东进路上的障碍,侵入中原之后伺机而动,终于等来了商代帝辛拓疆东南,致使京城兵力空虚的大好机会,于是抢抓机遇及时发动了牧野暴乱,一举夺了商的京都,但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占领商所管辖的地域。周人侵占中原,中原人士根本不认可他们的统治,商之遗民也从来没有低头,他们前赴后继,义旗高举,不断起来反抗,西周年间反周的就有:武庚、东国、录国、荆楚、东夷、徐国、群舒、密须、淮夷、国人暴动、周边各族、鲁国、姜国、千亩、桧国等,少数民族反周多得无法统计,东夷人、淮夷人威胁成周洛邑、西进河上,直逼得周公旦、周昭王、周穆王等不得不再三东征,甚至周昭王被淹死在汉水之中。反抗的浪潮此起彼伏,周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统治。

一是宣传自己的祖先多么伟大,多么正统。《史记·周本纪》中有“姜嫄为帝喾元妃”,不知太史公依据的什么文献而有此说?关于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帝喾元妃之说,《生民》《閟宫》中没有涉及。但也有人认为姜嫄为高辛氏后世子孙之妃,不知谁对谁错?或许两者都站不住脚,都是错的。后稷的后裔西岐直至周朝,他们所崇拜的图腾据说是熊而不是龙,周人避讳说熊,于是称熊为“大人”。中华龙图腾早于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图腾的崇拜来说,周人是否帝喾的后裔值得怀疑。按照朱熹的说法,古公亶父后稷十三世孙,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姬发是姬昌的儿子,如此说来自后稷到姬发是十六代人。后稷生活于夏代初期,夏初至周初约一千多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岐只传承了十六代人,平均六七十年一代,这明显是在造假骗人。

尤其是鲁国大夫奚斯的《閟宫》,歌颂后稷的同时,歪曲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的人文历史,甚至用后稷的农作盖过了炎、蚩尤、黄传承下来的华夏农业文明,很像是汉代董仲舒的先师。所谓《生民》公刘》《绵》构成了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这一系列,无非是在告诉天下,周人能鸠占鹊巢完全是上天的旨意,全天下都要无条件服从周人的统治,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反抗,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可惜《诗经》中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只留下了后稷、公刘几人,估计诗经三千的时候每个人物均有。也许在圣人编纂时被统统删掉了,因而眼下的《诗经》中的《雅》《周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显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很不连续

二是无限抬高自己,标榜自己如何伟大,如何像天上的神仙,如何一心为了天下黎民苍生,建立了如何的丰功伟绩。通读《清庙之什》,多是空洞赞美说教之词,无非是想无限抬高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似乎把所说的话语重复千遍万遍便会成为真理,便可以否定牧野暴乱是商代“九世之乱”在商末的延续,便可以掩盖周人对商朝报复世仇的一场大疯狂,便可以强加给黎民大众,便可以给黎民大众洗脑,从而俯首听命于周朝的统治。身处黑暗时代的黎民百姓也只能天天唱着这样的《周颂》,对所谓的圣王、神王顶礼膜拜,口里还得喊着万岁,恭祝已经死去的姬昌、姬发万寿无疆!

三是绞尽脑汁也要把帝辛搞臭,甚至不惜历史造假,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商代帝辛最初的罪状出自周人发动牧野暴乱前夜的《牧誓》,《牧誓》中帝辛的罪状无非是《汤誓》中夏桀罪状的翻版,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经·荡》里又借姬昌之口给帝辛定了罪状,大致有暴君、暴虐、湎酒、疯狂、心狂,欢无度、多怨声、失政德、废典章、执政害民、朝令夕改、颠倒无常、朝纲紊乱、朝纲荒废、不纳谏言、聚敛贪赃、迷恋美色、败德失德、仪态全失、咆哮如雷、无道昏庸、重用小人、忠良遭贬、贤达远避、民间贼盗、民情悲苦、黎民诅咒、四方讨伐等。根据这些所谓的罪状,历经数代给帝辛添油加醋,将罪状增加到七十多条,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商代帝辛冤沉大海,再无翻身之日,令人为之叹息悲哀!

四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也就是恢亡了的家,接经断绝的家族,提拔被落的人才,如此一来天下就会真服了,这就是《论语·尧曰》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商灭周兴以后,周朝封夏、商两朝未亡后人,这就是兴灭国;再就是承继绝祀的世族,立黄、尧、舜的后裔,这就是继绝世,同时也说明周不是黄、尧、舜的后裔;还有就是提拔隐逸的人才,授给他们官爵。这些并不是周人的创举,商汤灭夏也没有赶尽杀绝,《公羊传》中说商汤“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

周灭商后,封夏代后裔于杞国,封商代箕子于朝鲜,封商代微子于宋国,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通三统”,但却都在周天子的统治之下。微子的“微”字本是微子的封国,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所以那里也称为微。微子因未能继位,便耿耿于怀,不顾朝廷大局,处处与帝辛作对,吃里爬外,与西岐里应外合,为了一己之私而成为叛国与卖国者,商的毁灭,帝辛身败名裂,微子功不可没。在微子心目中,国家利益还不如他的个人私欲重要,他是人在商心在周,里通敌方。微子口头上讲的是爱国,实际上是卖国,《有客》写的就是微子在周人那里做客的事情。约公元前1043年,周公以姬诵之名封微子于宋,微子成为宋国始祖,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汉代匡衡题有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箕指箕子,比指比干。

今天人认为《商颂》就是微子的作品,而汉代齐、鲁、韩三家都认为《商颂》是周代宋人所作,独有毛家认为《商颂》是商代作品。自汉末毛家观点畅行,齐、鲁、韩三家观点几乎被彻底否定。然而到了清代,多人认为《商颂》就是“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但从新出土的文物与相传资料看,认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大有辩明的必要。

《鲁颂》作为诸侯国鲁国的诗歌,应当与十五国风并列,题目也应改为《鲁风》。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公姬旦因辅佐天子,未能就封,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国,因周公吐哺之功,姬诵赠鲁国以天子的礼乐,因此鲁国成了缩小的周朝,具有特殊地位。齐国是周代开国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地,在周代诸侯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鲁国,但齐国只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是不能与鲁国平起平坐的,吕尚再怎么伟大也是个臣子,因而《齐风》永远也不可能更名为《齐颂》。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余篇,孔子把重复的都删掉了,只选取了合乎义的诗篇用于礼仪教化,留下的诗歌有三百一十一篇。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可见孔子编纂《诗经》时进行了大量的删除。

《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季历、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连篇累牍,多是一些强加于人的空洞说教,大有造假历史的嫌疑。

传说后稷是西岐周人的始祖,后稷生儿名不窋,不窋生儿名鞠陶,鞠陶生儿名公刘,西岐的政权传递是后稷传位给了台玺,台玺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叔均,叔均传给了后稷的儿子不窋,不窋之后子孙相传。姬氏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姬昌则迁于丰,至姬发即位,由丰迁都镐京。按照《诗经》里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习性,周人的每一位祖宗都会有数篇赞美诗,算起来应该至少有千篇以上。但《诗经》中只有:《生民》,说的是后稷;公刘》,说的是公刘;《绵》,说的是古公亶父。

有人认为,《生民》公刘》《绵》构成了西岐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一个系列。如果算是一个系列的话,其中缺失的周人先祖也太多了。估计“诗三千”的时候这类自我吹嘘诗歌很多,但眼下《诗经》之中的《雅》《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使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不连续

在无限抬高自己的同时,周人总给帝辛身上泼脏水。微子与周人一个鼻孔出气,恶帝辛而扬周人,对姬昌姬发父子五体投地,推测会对“诗三千”时的《商颂》进行封杀。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故今天所能看到的《商颂》仅有五篇,而且似乎都经过微子修改。

收入《诗经》之中的淇河卫地、溱洧河边郑地诗歌,约有一半涉及爱情和婚姻内容,因商末帝辛被周人痛恶,受周人和微子的影响,郑卫之歌被定罪为靡靡之音、桑间淫声。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张子曰: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郑诗仿此。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因而,淇河卫地、溱洧河边的《诗经》诗篇与“诗三千”相比一定被删除了不少。

淇河卫地的朝歌因周人彻底否定商末帝辛,历朝历代被视为不祥之地,淇河卫地文化被阴云笼罩,桑中之约的燕婉身影被淇水击伤,燕燕于归一路悲歌泣涕如雨。淇河卫地“诗三千”年代的诗歌虽然被删去不少,但保留下来的也不少,并且诞生出被历代歌颂的淇竹君子卫武公,出现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卫庄姜,诞生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许穆夫人。

《诗经》并非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诗歌,相传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辩乐》载其词如下: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商代末期,箕子和微子均写有诗歌,也未载入《诗经》,《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有箕子《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一》载有微子《伤殷操》: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诗歌与人类语言相伴而生,而文字却晚于人类语言不知多少年,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大约要算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雕塑和传说故事等。朱熹《诗经集传》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磋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不仅古中华文明如此,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河文明也是如此,诗歌的产生与人类语言的历史同样久远。黄帝时期,伶伦制作音律的时候,出现了图形文字,仓颉在图形文字的基础上开始造字,之后甲骨文字问世。中东文字的出现似乎比仓颉还早,但人类造字的历史最早也超不过六千年,所以远古的诗歌不可能用文字留给后世。《诗经》是甲骨文字之后用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由世界史可知,世界其他民族也有用他们的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

《诗经》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也应当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可能在西周时期突然出现。语音也会随着时代发生逐渐的变化,《诗经》里有许多字不读现在的音,像“家”读“故”,“没”读“觅”,《召南》读“等等,很难掌握。宋代人认为《诗经》中有些应该押韵的,但按宋代那时的语音来读却并不押韵,以朱熹为代表的文人便认为要临时改成读某音,就是“叶音”,这其实没有实质意义,明末陈第就第一个反对过“叶音”。《诗经》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但今天读来却并不押韵,这是因为语音发生了变化,若按当年作诗时的读音来读,肯定是押韵的。朱熹所搞的一套虽然一时押韵了,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是会不押韵的,对后世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多给后人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诗经》里的韵一般用在句尾,称韵脚。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诗经》中的虚字比比皆是,主要有:之、兮、矣、也、止、思、忌、只、焉、哉、与、乎、我、女(汝)等。《诗经》押韵多在大停顿处,一个语法句终结处,除了罕见的例外,总是押韵的。小停顿处有些无韵,中国诗歌一般是隔句用韵,《诗经》例外。《诗经》有一韵到底,有两韵以上的情况,有句句用韵(密韵),有隔两句用韵(疏韵),有无韵(如《周颂》)。总之,《诗经》中的韵脚可分为整齐、基本上整齐和参差三种情况。《诗经》多有叠句和叠韵,为诗歌增加了音乐美。

古代诗词的平仄韵律是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研究的,从而总结出汉字的平仄入声,秦朝统一了汉字字形,隋代统一了汉字的书面读音,从南朝宫体诗、永明体的问世,到隋代《切韵》统一书面声韵,才使得唐诗走向鼎盛。因此,对于《诗经》的平仄声韵,后世不能用已经成熟的平仄韵律去求全责备。

久远的诗句,陌生的词汇,拗口的文言,随着时光的流逝,今人按照原始发音阅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书籍是无声的读物,古韵属于有声的范畴,古代诗歌与音乐密不可分,对于今天非音乐专业的人们来说,谐声、通韵和合韵等问题很难领会。我们只要知道《诗经》是押韵的就行了,非专业人士大可不必用古音来读,专业人士也不要硬逼着非专业人士去读古音,古音只是专业人士和文人们的专利。逼着非专业人士去准确地读古音或者朱熹的“叶音”,就好比让现在的小学生用繁体字写作文,很不现实,也是很不合时宜的。那些所谓的古音某些也是文人们当年临时改成的读法,未必是远古的真实读音,《诗经》距今几千年了,语音随着时代而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人已经搞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也搞过白话文运动,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呢?

关于《诗经》研究,西汉传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分别因其传者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鲁人毛亨而得名,前三家相当于官方,《毛诗》传于民间。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使得《毛诗》地位远高于前三家,后来前三家逐渐消亡,《毛诗》独传至今。关于《诗经》的著作众多,仅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收录及存目的就有一百四十七种,且至今仍在增续接踵,并未山穷水尽,新成果不断推出。

由于写《瞻斐诗话》《中原气象史话》这两本书的需要,不得不读《诗经》,便从“国学导航”拷贝了朱熹的《诗经集传》,一字一句地读,但总是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能苟同,觉得有必要自己重新注解,于是便开始写读书笔记,并试着一篇篇翻译。写完了两本书后,我开始回过头来整理读《诗经》的笔记。从网络里拷贝的《诗经》原文是否有误,我心里没底,在张弦生老师的指导下,借来了老师的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书内有《毛诗正义》二十卷,于是采用了该书原文,篇目则依朱熹《诗经集传》,然后将自己的笔记和译文再次整理。

严格地说,诗是不能翻译的,译成了大白话便失去了原汁原味,大为逊色。用诗翻译诗,总会丢失原有的信息,甚或完全走样,已不再是原诗所要表达的原意和意境。但对于《诗经》而言,仅仅对字词注解一下,看后依然会不知所云,所以不得不按照今人所知的文体形式进行翻译,翻译时尽力靠近原文原意,力争少走样。翻译过程中,不想写成自由体或者顺口溜,总想考虑平仄声韵,这就需要再创作,于是临时抱佛脚,学了一些平仄声韵皮毛。古人写作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在的社会阶层,所生活的时空和经历,以及写作的真正目的意义,要想搞清楚实在太难了。我只是一个从事自然学科的文史类外行人和旁观者,知识水平、文学水平实在有限,世界观、历史观、自然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正在不断改造,需要与时俱进。作为外行人所写的这本书一定错误百出,甚或与眼下潮流相左,还望诸位多多批评指教,以便对本书进一步修改提高。

    秋雨

                                                                                                   乙未年辛巳月甲午日于郑州市大观国际居住区黎伾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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