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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文化研究  第七卷 2012年 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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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探讨 - 韩峰:试谈商朝和帝辛(纣王)
韩峰:试谈商朝和帝辛(纣王)
 
作者:韩 峰  加入时间:2012-12-23 15:09:46  点击:

    一、商朝的建立和兴盛

    毛泽东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我想,这是一位大政治家的洒脱和幽默。从历史上来说,商朝并不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而叫“商”朝。“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在《三字经》通俗简明的语言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这里短短的十二个字,讲述了一个朝代六百年的盛衰兴亡。商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古代的商族。根据史书记载,商族最早居住在中国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有娀(古国名,今山西运城一带)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说,简狄是商族的始祖母;契是商族的始祖。契的父亲是帝喾,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史记·殷本纪》记载,契曾协助禹治水有功,舜帝很高兴,就对契说:“百官们都不相和睦,人伦五品之间也不驯服,命你去主管教育,恭谨地布行五教,要以宽大为主,循循善诱之。”于是,契就被舜帝任命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由此看来,契与尧舜禹为同一时期的人。契被封于商后,身先士卒,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功业非常显著,百官们在他的影响下,都和睦相处,团结得很好。契死后,传到第十四世就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汤。汤的名字很多,史书记载“汤有七名。”如商汤、成汤、天乙、大乙等。从契至汤,商这个部落常遭水患,共迁徙八次,最后定居在今天的商丘(也有其他说法)。所以说,商朝因地而名。后来,从汤至盘庚,又迁徙五次,至殷。所以商朝也称殷商。盘庚迁殷后,战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更不徙都”。这就否定了纣都朝歌。郭沫若、范文澜以及历史上一些史学家,对“更不徙都”说,都进行了批驳,但因缺乏地下出土文物佐证,至今仍争论不休。淇县人十分遗憾地眼巴巴地看着安阳成为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殷商古都。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当时商族臣服于夏朝,为夏朝的“方国”(诸侯国),为夏朝进贡、提供奴隶、交纳赋税,战争需要时,还得出兵参战。夏王朝自建立起,其统治就一直不很稳定,特别是到夏王朝末代君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昏君、暴君——桀时,夏王朝的大厦已岌岌可危。《竹书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他还沉迷于酒色,生活奢侈腐朽。他宠爱一名叫妹喜的美女,为了与妹喜享乐,下令建起一座大池塘,大池塘内蓄的不是水,而是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酒池”、“酒库”。这酒池酒库造得有多大?大到里面可以行船。夏桀不但极其荒淫奢侈,还非常凶狠残暴,不仅让活人和野兽搏斗供他取乐,还经常滥杀向他进谏的大臣和无辜百姓。《史记·夏本纪》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这时的夏王朝,民怨沸腾,诸侯叛离,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已日益尖锐。

    而此时,一直臣服于夏的商族部落首领商汤,顺应历史潮流,领导已经渐渐强大起来的商族部落,开始了推翻夏王朝的行动。汤为人宽厚仁爱。一次,他外出游玩,看到有人四面结网捕鸟,嘴里还说着“天下四方都入我网。”汤听了以后说:“噫!太过分了,那不是想一网打尽吗?”就让那人撤去三面网,网开一面(成语就是从这来的),并祷告说:“要左的就向左跑,想右的就向右走,不听命令又没主张的,就钻我的网。”这事传出,人们纷纷感到,汤对鸟都这样宽厚仁爱,对人还能错了吗?所以,很多人都投靠了商。商不仅宽厚仁爱,还擅长识拔人才。当时,汤的厨师叫伊尹(也有说是隐士),是汤的妃子陪嫁过来的奴隶,虽是奴隶,却胸怀治国韬略。他为了引起汤的注意,饭做的忽好忽坏。这天,汤把他叫来,伊尹就趁机将他的治国韬略讲给汤听。汤听后,认为这是个人才,便大胆起用伊尹为右丞,管理朝政(不象现在这样讲身份、讲学历)。汤正是在伊尹的协助下,开始策划灭夏。

    这时候,夏桀看着商这个小部落一天天强大,也有所担心。于是,就把商汤召来,将他囚禁于夏台。伊尹一看首领被囚禁了,便忙向夏桀进献美女财宝,并用重金贿赂夏桀手下的权臣,为汤说情。经过伊尹这些手段,汤很快就获得释放(行贿受贿那时侯就有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汤第一次对夏进攻时,汤过于乐观,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此时尽管夏王朝已经衰败,但它毕竟有400多年的国势,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此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听命于夏朝。商军出兵后,夏桀震怒,立即统领王朝的“九夷”之军讨伐商族。双方在夏台展开激战。结果,强大的夏军战胜了商军,并将商汤囚于夏台。后来在伊尹的谋划下,通过大肆行贿,使商汤获释。获得释放后,商汤一边表面臣服于夏,一边积蓄力量等待再次攻夏的时机。夏桀击败商的叛乱后,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更加暴虐。不但杀害了劝谏他改革的大臣,而且发动了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夏桀穷兵黩武,给各方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渐渐,一些方国背弃了夏。这时候,已到夏桀统治的后期,天下已经崩溃,诸侯各自为政,互相侵扰。在这种情况下,商汤看火候已到,便再次攻夏。这次商汤改变了作战思想,首先拿为数不多的还忠于夏王朝的方国开刀,采取“先斩其羽翼,再攻其躯体”的新战略(象解放战争一样),逐步蚕食、消耗夏朝外围的实力。先后灭亡了夏王朝的铁杆方国韦国(今滑县)、顾国(今范县)和昆吾国(今濮阳县),彻底清除了夏朝可能的外来援助。公元前1600年,在已经彻底扫清外围,对手已经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商汤联合同样遭受夏桀残暴欺压的各部落和方国,组成以商军为主的联军,正式向夏王朝都城发起最后的进攻。夏桀得到消息后,大惊,遂亲自带兵到鸣条(今山西运城)迎战。开战后,饱受夏桀暴政之苦的夏军将士不愿为其卖命,未做大的抵抗就纷纷逃散。夏桀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都城。商军在后紧追,夏桀匆忙带上宠妃妹喜,席卷王宫珍宝,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后被商汤追上俘获。商汤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永久放逐南巢。再次表现了汤的宽厚仁爱。夏桀和妹喜最后饿死(或病死)在南巢。自此,共传十四世十七君,有国四百七十一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这样顷刻间崩溃灭亡了。随后,商汤回师商都,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国家政权——商王朝,为商朝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汤伐夏,史称“商汤革命”(改革天命。当然与今天的革命不同)。

    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大都是顺乎民意。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即是如此。当著名暴君夏桀被消灭后,百姓欢迎商军的到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孟子·梁惠王》)可见商汤伐夏之举多么的得人心,军纪多么的严明。正如孟子所言:“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勿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商汤建国后,吸取了夏朝亡国的深刻教训,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废除了夏桀时残酷的暴政,缓和了各种矛盾。同时,汤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使商朝的国力日益强盛。接着,商汤又对四周尚未臣服的部落和方国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商朝之初,一派兴旺,商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西至陕西西部,北至河北北部,南至湖南北部,东至海滨,莫不臣服于商,就连西方的氏族和羌族,也俯首称臣。《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汤在位共30年,其中当首领17年,当商王13年。商汤死后,象大禹一样薄葬,不封不树(不起墓堆,不栽树)。后人谁也不知商汤葬于何处。

    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争斗,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商朝也是如此。自商汤死后第五代起,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争斗接连不断,流血冲突时时上演,国君象星星过月似的不停更换。《史记》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连绵不绝的内战严重消耗了商朝的实力,不但经济凋零,更造成外敌不断入侵。直到盘庚这一任国君,才以铁的手腕镇压住了王室上层的叛乱,使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当时,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常遭水患,“乃五迁,无定处。”盘庚毅然从奄(今山东曲阜东)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说偃师),商朝方才稳定下来。盘庚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恢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商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迅速发展。诸侯纷纷来朝,商朝又恢复了元气。盘庚是商代中、晚期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历史上称盘庚统治时期为“盘庚中兴”。

    盘庚之后,时隔50年,商王朝迎来了它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武丁。武丁幼年生长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即位后,在“盘庚中兴”的基础上,武丁励精图治,一边打击王室分裂势力,一边发展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商军的武器装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武器和青铜兽皮制成的盔甲,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拉战车,还有数百头披挂甲胄的战象,形成一支令人震撼的集团军。国力强大了,武器精良了,武丁便不断对外用兵,西北伐鬼方,西南伐荆楚,还一再征伐土方、马方、羌方等,可谓节节胜利。东至黄海,北至渤海,西至青海湖,南至古云梦泽(今洞庭湖),都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之内,商的疆域则比此更加辽阔。武丁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功劳最大的是一位女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文字资料记载、有发掘的墓葬可以考证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武丁的王后——妇好。武丁有六十多个妻子,前后立过三个王后,妇好是他的原配,是他六十多个妻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女人,也是武丁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妇好的最出类拔萃首先表现在军事上。据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作战,出动的人数都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和大规模械斗差不多。但是根据记载妇好攻打羌方的时候一次带兵就有一万三千多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全国一半以上的军队都交给她了。其次表现在祭祀上。商朝时非常迷信鬼神,凡事都要先祭祀、占卜。 妇好除带兵打仗外,还担任着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灵等祭典活动。她还被任命为卜官,刻写卜辞。在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据专家考证,就有些是出于妇好之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和祭祀这两件商朝的大事,武丁都交给了妇好,可见武丁对妇好的信任和重用,也可见妇好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文武双全。

    武丁对妇好十分宠爱,不仅将今天邢台那个地方封给她,并经常向神灵祈祷她健康长寿。但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武丁十分悲痛,对妇好进行了厚葬。1976年,妇好墓在安阳殷墟被发现,出土的数件武器中有一把龙纹大铜钺(大斧)和一把虎纹铜钺,上面刻有“妇好”字样,可以断定是其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这两件武器一件重8.5公斤,另一件重9公斤。可见其力大无穷,武艺非凡。此外,殉葬品1400多件,仅青铜器400多件,两件司母辛大方鼎,通高82公分,仅次于司母戊鼎。玉器755件,另有石器63件,宝石器47件以及象牙雕刻等珍宝。这是商代出土珍宝最多、最集中的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武丁对妇好的宠爱;也可以看出商朝上层的奢侈。除厚葬外,每有军事行动,武丁都要祭祀祈祷妇好的在天之灵,请妇好的灵魂助战。妇好的庙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武丁时期是商朝的鼎盛时期,捉获的大量俘虏,使商朝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力资源有了保证。社会生产力达到了迅猛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达到了迅速繁荣。尤其是青铜制造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闻名中外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武丁时期铸造的。此外,武丁时期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商朝的辉煌和文明以及后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二、商朝的衰落和灭亡

    武丁虽然创造了商朝的辉煌和文明,遗憾的是并没有延续下去。一是再没有出现象武丁这样的强有力的君主;二是历代王朝普遍存在的王室内部的争斗;三是外敌的侵扰。

    公元前1075年,商朝君王帝乙驾崩。此时的商王朝已经是黑云压城风雨飘摇。这时,帝乙的小儿子辛,受命于危难之中,登上了商朝第三十一代的王位。这就是帝辛,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袭朝歌为都的商(殷)纣王。为什么叫纣王?有人说这是周武王故意带有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逸周书·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尊称还是应称帝辛。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意思是:帝纣这个人,能言善辩,聪敏过人,反应灵敏,力大无穷,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托梁易柱之力;他的聪敏能够排拒他人的劝谏,你要说什么,张口他就知道,他就加以驳斥;他的口才能够把自己的错掩饰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比谁都高明,天下的人都在他之下,其实是目中无人。)以上这些,为帝辛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据《史记》记载,帝辛是和夏桀一样的暴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商朝后期,贵族们的生活越发腐朽透顶,他们沉湎于酒色之中,醉生梦死,荒淫至极。《尚书·无逸》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帝辛即位后,将雕花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酒杯换成了犀玉的。有了象牙筷、犀玉杯,又要吃旄象豹胎。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而且要雕梁画楝。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嫌原配姜氏年老色衰,便要诸侯进献美女。九侯有美女献给纣王,而纣王却嫌该女不善****,怒而杀之,并把九侯剁为肉酱。鄂侯争谏,纣又脯了鄂侯。西伯暗自叹息,却被谀臣崇侯虎告密,被帝辛囚禁羑里7年。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在伐东夷有苏国时,帝辛得到了妲己。(有苏国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封神演义》中将妲己说成是千年狐精附体变的,可能源于此。)当时妲己正是一个妙龄少女,帝辛已经六十余岁,虽英雄迟暮,但虎老雄心,对妲己爱不释手。为取悦爱妃妲己,帝辛不惜重金,大造离宫别馆,筑广厦高台;让乐师创新淫声,引进“北里之舞”;建酒池,“为长夜之饮”;悬肉林,让男女****追逐其间;对妲己言听计从。为博妲己一笑,甚至折朝涉者之胫以观其髓,剖孕妇之腹以观其胎。还发明了炮烙之刑,镇压反对他暴政的大臣和国民。还重用小人费仲、恶来当政,使朝政一天天坏了下去。

    帝辛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暴虐残忍、荒淫无度,使奴隶和平民的赋税更加沉重,使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连年用兵东夷,不仅损耗很大,而且造成了国内兵力空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年被帝辛囚禁羑里7年的西伯侯姬昌(周文王), 经过西伯之臣屡向帝辛行贿美女、珍宝奇物、良马等,西伯方被放回。西伯回周国后,又把洛水西一大块田地献给纣王,并请纣王废除炮烙的刑法,纣王答应了。从此,西伯对纣王臣服恭敬,并率诸侯进贡。纣大喜,说:“陷害西伯的,是崇侯虎。”特赐西伯弓、矢、斧、钺等兵器,还表示西伯有权征伐不听令的叛国者,而且封西伯为西方诸侯的首领。西伯当然很高兴,借此机会,暗地里扩大自己的实力,以与商对抗。他一边整修内政,招募人才,实行“宽已待民”的仁政,减轻赋税和劳役,鼓励农业生产,增强国力,一边又征伐邻近的方国。周国是西北的一个小国,建于周原,文化水平很高。祖先是尧的农官后稷,所以农业水平也很高。周早期的首领叫古公,因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古公为避免双方伤亡,主动把北方领土让给北方游牧民族,迁到了周原。许多小国都很佩服,纷纷投靠周国。古公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季历生下了昌。古公一看,说周应有王者出现,这该是昌吧?古公的老大老二一听,知道父亲欲立小儿子季历,不象商朝那样搞互相残杀,而是主动跑到南蛮当了土著,让位于季历。季历去世后,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在周文王的精心治理下,周国农业发达、民风淳朴、国力强盛,渐渐崛起。周文王不仅以仁爱治国,而且广招天下贤士,他给后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财富就是杰出的人才和仁义的名声,这些人才当中最有名的有两个——周公旦和姜太公。周公旦是儒学的奠基者,被儒家称为元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孔子太长时间梦不到周公还很遗憾。姜太公众所周知,他在渭水直钩钓鱼,鱼钩离水还有三尺高。他说我不是在钓鱼,在钓王侯。周文王得知后,先让小兵去,又让官员去,都被姜太公当作小虾小鱼挡了回来。最后周文王吃三天素,洗澡换衣服,带厚礼前去。姜太公却要求文王用车拉他。文王用车拉了他800步,累得再也拉不动。姜太公说,你拉我800步,我保周800年。文王说,我再拉。姜太公说,这是天意,再拉也没用。所以《三字经》说:“八百载,最长久。”周文王为消除将来伐纣的后顾之忧,西、北伐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后又渡河东征,连克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打通了东进伐纣的通道,直接威胁殷都朝歌。接着,西伯又回师灭掉商在西方的关系密切的附属国崇(今河南嵩县北)并将国都自西歧迁至崇,建立丰邑。此时,西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西伯,而西伯仍不露声色,表面上对帝辛毕恭毕敬,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等待伐纣的时机。

    在西伯克黎后,帝辛的大臣们都为之震惊,先后向帝辛进谏。而沉迷酒色而又轻敌的帝辛却置之不理,并对西伯嗤之以鼻,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贤臣祖伊奔告纣王说:“天帝莫不是要结束我殷的王命?不管从人事来看, 还是从大龟的神灵,都不敢告知殷的前途有什么好的征兆。不是先王不顾恤他的后代,只是王淫佚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丢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命早绝的。王打算怎么办?”纣王听后,坦然地说:“我的命不是天给的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祖伊踉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说:“纣王真的是不可以劝谏了。”纣兄微子启,几次劝谏,纣王都不理会。于是微子对父师、少师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江山,因为受嗜酒的淫乐,败坏祖先的美德,现在江山 完 了。如今连大臣、小人都干偷窃奸邪的坏事,六卿、典士也互相效法而不遵守法度。小民们都 反对我们,我们的国家,真象涉大水一样,既找不到渡口,又看不到边岸,殷就要亡在今天了!父师、少师呀!我在家里心乱如麻,想离开家到荒野去,请你们不要把国家危亡的事告诉我”。箕子说:“王子 ,上天给我们殷邦降下灾难。使他沉酗于酒,有什么办法。他什么都不怕:上不怕天威,下不怕长老旧臣。现在殷民重赋,实际上是更快地招来敌人。商如果灭亡,我们只有殉国,我们不能做他人的奴仆。不过,我认为王子出奔,倒是一条正道,否则,我殷家宗庙陨坠 ,就没有人来挽救了”。于是微子出走。比干见微子去,于是叹息说:“主上有过,不去劝谏,就是不忠。怕死不说,就是不勇。有过就谏,不听就死,才是大忠大勇的人”。说着比干冒着生命危险,上殿去见纣王。一连三天,指责纣王的过错,劝谏纣王悬崖勒马。纣王看比干比自己还高明,不禁恼羞成怒:“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你认为自己是圣人?你的心真有七窍?”于是将比干剖心。箕子看到纣王如此残酷地害死自己的叔父,知道他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为了保存自己,假装疯狂,把自己装扮成奴隶模样。但是纣王也没有放过他,把他囚禁起来。从此,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进谏了。纣王在身边佞臣的谄谀下,更加荒淫暴虐,肆无忌惮。结果朝政日益腐败,郊社不修,宗庙不祭。殷太师疵,少师疆看到纣王如此对待天帝、祖先,知道殷朝的天下快要完了,便偷偷在抱着祭器、乐器,逃往周国去了。

    西伯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为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继承其父文王西伯的遗志,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来跟周会盟的背叛商朝的大小诸侯达800个之多,他们纷纷要求讨伐纣王。周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还没有完全属于我们。”于是又率军回去了。公元前1046年,当商朝的主力部队都在东夷大战,国内防御非常空虚,而纣王又暴虐残忍、荒淫无度、失去民心时,早已磨刀霍霍的周武王,感到终于等来了伐纣的大好时机。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能不伐灭他了”。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由镐京出发,师行二十五日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在孟津大会诸侯。与会诸侯有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族或方国,多国部队合计兵力达三十多万。周武王作了伐纣的总动员,他从上天设君谈起,继数商纣罪行,最后谈到自己这次伐纣是恭行天罚;指出纣恶贯盈,代纣必胜,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正月二十八,多国部队由孟津东进。渡过大河后,周武王再次作动员,指出商纣不以夏亡为镜子,而且罪恶超过夏桀,是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一心一意立大功。北上之前,周武王又亲自检阅了多国部队,又作动员,再次说明伐纣是恭行天罚,要求百夫长以上的军官,都要果毅勇敢,帮助自己的君主,多立战功。二月初四拂晓,到达牧野,初五凌晨布阵完毕后,周武王又举行了隆重的战前誓师,在阵前痛斥纣王荒淫残暴、不祭祀宗庙等罪行。同时宣布了作战纪律,要求作战中必须保证队形整齐,每前进六七步停止,攻击四五次停止,看队形整齐后再前进、攻击。严令不准杀害俘虏。

    多国部队的到来,纣王并非不知,他曾使胶鬲在鲔水候周师,诘问去向。当纣王知道周师要进犯朝歌的消息后,根本不屑一顾,非常轻蔑地说:“周不过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纣王是多么的轻敌。

    公元前1046年二月初五凌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大战一开始,周师如貔、如貅、如熊、如罴。而纣王的兵力虽多,主力军却在东夷,拼凑起来的由奴隶和东夷战俘组成的军队,根本不愿为纣王卖命,纷纷前徒倒戈,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史书记载当时牧野战场的惨状是四个字——“血流漂杵”。意思是战场上的血多到可以将舂米的木棰都浮起来。战况之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纣王无奈逃往鹿台,****而亡。长达近600年的商朝,就这样重蹈了夏桀的覆辙,断送在纣王之手。在此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的末代帝王都未以夏桀、商纣为鉴,又步了桀、纣的后尘。

   每一个朝代灭亡之际,大都是统治者不得人心,政治腐败,生活糜烂。商朝的灭亡,亦即如此。

   商朝的后期,贵族们除对奴隶们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外,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他们将奴隶杀死,供奉祖先、鬼神,这就是人祭。据甲骨文记载:商王在祭祀时,一次杀死的奴隶多达数百人。或砍头,或焚烧,或活埋,或宰割等。甲骨文中还记载有“烄妾”,就是用熊熊烈火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入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记载用人作祭品的,其中记有人数的一千九百九十二条,共用一万三千零五十人;未记人数的一千四百四十五条,共用人数不详。

    为奴隶主贵族殉葬,便是人殉。据考古发掘发现,为奴隶主贵族殉葬的少则一、二人,最多则达400多人。位于安阳武官村的商王陵墓,仅墓室与墓道内的殉人就有79个。妇好墓中的殉人16个,有男有女,还有小孩。残忍的人祭和人殉,更加剧了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奴隶们或逃亡,或反抗,为风雨飘摇中的商朝走向灭亡敲响了丧钟。

    三、后人的评说和翻案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多年来,商纣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助纣为虐”也早已成为帮助罪恶势力的成语。历史上的商纣王真的是一无是处吗?从战国时期至今,始终有人为帝辛鸣不平,甚至翻案。

   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用白话说:“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使天下一切坏名声都归到他的身上。”清人崔述认为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对纣王高度评价道:“我来洹水忆殷辛(即纣王),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象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最后兵败****,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象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驳说儒》)郭沫若还赋诗曰:“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归纣身。中原文化殷始创,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躇。”

   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中,也给予了纣王较高的评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但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200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对“纣王”一词这样解释道:“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字经》中讲了纣王的荒淫残暴后,又客观地讲到:学术界有人认为,纣王并非是一无是处,也有好处,开拓江淮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推行革新措施,反对神权,改革旧风俗,打破奴隶主世袭制,大量提拔新人,不看血统。也有人认为,纣王为统一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是统一中国的某一位先驱,并未得到公认。钱文忠认为,也正是纣王当时的积极措施,导致了纣王的灭亡。如开拓江淮流域要用兵,消耗国力,从而引起民怨沸腾等。

    一些彻底翻案者更是把《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有关纣王的荒淫残暴一笔抹杀。《史记》是公认的正史,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圣”,而彻底翻案者却以《史记·序》中所说的,其中有些史料取材于“旧俗风谣”,难免“残缺盖多”,而否定所记载的纣王的荒淫残暴,兀自捕风捉影,臆想推测,颠倒黑白,把纣王说得完美无缺,给纣王带上了千古英雄的桂冠。

   难道纣王真的毫无荒淫残暴腐败透顶的一面?难道史籍记载都是胡说八道?

    以上这些翻案言论,子贡和顾颉刚都为纣王的荒淫残暴做了辩护,缩小了纣王的罪行;毛泽东和郭沫若则回避了纣王荒淫残暴的一面,将纣王看成是有功的民族英雄;钱文忠既依据《史记》讲了纣王剁九侯、脯鄂侯、宠妲己、筑酒池、悬肉林、剖比干、囚箕子等荒淫残暴的一面,也讲了学术界有人认为的纣王的好处,最后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而一些人却断章取义,以此说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2009年6月1日,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接受主持人张越采访时这样说:“有些批评,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大认同的。大概在前一段,四川有一家报纸,现在网上闹得也很热,说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我本来讲这个人是暴君,商纣王很暴君,这在历史上很清楚。那么我在里面讲,商纣王孔武有力,这个不是我说的,历史记载有,说商纣王能够把一个金属做的钩子铁钩给它拧弯了。……难道商纣王坏的话,就不许他身体好?……我讲的时候,我首先强调了商纣王在历史上是有定案的,我们中国史籍的主流记载都认为,这是一个总体上评价很暴虐的一个国王。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人一无是处。但是他就是拿这个出来,说我要为商纣王翻案。第一,我也没那么大胆子,去给商纣王翻案;第二,这也不关我的事,我去管商纣王翻案干吗?……希望把这个事弄清楚。……象这样断章取义的,完全为了造成一个轰动效应的,这个就大可不必了。”笔者认为,钱教授是站在非常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讲的,是对纣王最公允的评价。

   在2009年4月的央视《百家讲坛》中,不仅钱文忠讲了纣王的荒淫残暴,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三十五)李斯变节”中也讲到:商纣王杀了他的叔叔比干,囚禁了弟弟箕子。他杀他的叔叔是挖心而死,他把他叔叔的心掏了。这是商纣王很大的一个过失,杀其叔,囚其弟 ,最后导致商纣王亡国。

   多数人认为,纣王罪状确有其事,翻案文章缺乏依据。第一,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代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朝的内部文告,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第二,纣王登用小人亦非虚构。翻案者说费仲“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不是登用小人,而是“用人唯才”。但史实呢,费仲好利,接受周人的美女、九驷等大礼,在纣前为周美言,以致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因此,费仲之流恰恰是商朝的内奸。第三,“惟妇言是用”,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的第一条罪状,决非毫无根据。据《尚书》,纣所作所为与妇言有关,而翻案者假设纣王妇是巾帼英雄,显然缺乏依据。第四,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罪人,加剧了纣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造成亡国原因之一。显然,多罪逋逃绝非劳动人民,如何视为进步措施?总而言之,有关纣王暴虐的许多材料,见于周人内部文告,以此为鉴,追求长治久安,不能视此为周人的宣传材料,而一笔否定。

    反对翻案的人们进一步认为,纣王征服东夷具有侵略性质,何能列为一大功劳。因此不能认为纣王征东夷是开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至于说纣王及纣王以后殷人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同样颇费考证。目前,尚无确凿资料证明殷民族及其同盟国曾发生大规模南迁,这一说法在史实上发生了破绽。进一步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亦未必极落后。中国古代文化分布颇广,位于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部族及国家,在纣王之前已享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必说了。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迥异于安阳,而工艺水平很高,决非纣伐东夷后开拓出来的。至于赞扬纣王发扬光大了殷人的传统文化,更加不足为据。因为,有关纣作璇宫,倾宫、鹿台、玉床的传说,正说明纣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能作为功绩。而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得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似乎有些穿凿附会。而从“纣有亿兆夷人”这句话,引出纣王“重视俘虏”的结论,只是推测,缺乏史实依据。总而言之,反对翻案者认为,殷王朝灭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纣王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速了复灭的进程。

 在有关殷纣王是否暴君的论战中,也不难看出翻案者有些过于心切,凡记载有关纣王荒淫残暴的史书,翻案者便引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而翻案者认为对己有利的只言片语,却又信这书那书,旁征博引,甚至断章取义。《孟子·离娄上》中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这段话,怎么从未见翻案者引用过呢?“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荀子这段话以及更多史料中记载有关纣王荒淫残暴的文字,怎么也从未见翻案者引用过呢?在引用《史记·殷本纪》中说纣的形象,翻案者只引“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以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就省略了。更有甚者将文章的本意篡改为对己有利的武器,如《史记》记载确凿的微子出走、箕子被囚、比干剖心,都是在纣王荒淫残暴腐败透顶三人反复劝谏无效后才发生的,而翻案者却把孔子称之的“三仁”说成是叛徒、内奸,是微子启因未能继承王位,而发生的宫廷政变,并反复引用毛泽东的几句话:“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而毛泽东的根据又何在?还有人将比干剖心一笔否定,依据是,比干剖心按《尚书》和《史记》所载,应是周武王进攻朝歌之前,也就是目前被史学家所公认的公元前1046年,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卫辉市比干庙前所塑的比干像上镌刻的比干卒年却为公元前1029年,也就是说,纣王****之后17年,比干才死去的。翻案者忽视了一个问题,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国一直没有找到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有的只是汉代以来人们推算的年代,因为推算的依据和方法的不同,所推算的年代也不相同,据较权威的专家统计,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4种说法,其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何况翻案者说的相差17年?再者,比干像上镌刻的比干卒年何年所刻?是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之前?

    用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纣王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一无是处,强调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结论往往有所不同。总之,商朝在纣王的手中灭亡了,作为亡国之君,怎能没有一点罪责呢?真正要为纣王彻底翻案,恐怕还须出土新的文物资料佐证。

    不论如何,商朝极其野蛮的奴隶制度,无疑是应当批判谴责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使农业和手工业大规模地分工,特别使手工业产生了飞跃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在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那就是商朝最大的骄傲,它的铜、锡合金比例,在今天分析起来都是基本符合科学要求的。铸造这件重达832.84公斤的大鼎,需要几百人同时用手工操作,这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商朝,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是多么了不起的技术!其他的青铜礼器,造型美观,纹饰华丽,制作技术精湛绝伦。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商代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夏代。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就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妇好墓陪葬的就达400多件。且以酒器为主,竟占全部青铜器的百分之七十,品种达10余种。由此看来,商朝贵族嗜酒成风,纣王建酒池“为长夜之饮”,并非空穴来风。

    商朝在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轰动世界的甲骨文字。近5000个单字,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记录着对祭祀、征伐、天气、疾病、收成等占卜的结果,刻成了一套极其宝贵的最原始的历史文献,刻成了世界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它和青铜器一样,向世界展示着商朝的辉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灿烂的篇章。

    商朝远去了3000多年,但它在奴隶制度下高度发展起来的经济和文化艺术,永远定格在商朝的天空,永远闪亮在中国历史的浩瀚星空;同时,纣王亡国的教训,也永远值得人们思考、鉴戒……




 
     
韩峰:试谈商朝和帝辛(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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