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一卷(2005-2006)

 

走进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故里、加强子贡研究的时代意义、子贡语录

郑玉玺 端木繁君 马金章等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是我们党总结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进入21世纪,放眼世界,并总结其他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对文化生产力在国家和民族发展大业中的战略地位做出的充分肯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吸收国力学和文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所做出的英明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是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所决定的,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
    我们所讲的儒商精神究其核心就是文化生产力。而文化生产力是一种复合的生产力,它包括以社会文化价值观(理想、信念、世界观)为主体的精神力量;以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智力因素;以智力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网络;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作用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这些构成一种复合的文化生产力。因此,文化生产力的核心是人的素质和人们在经济、文化、科技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量。文化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的一种积极创造的精神力量。而儒商文化正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是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贺麟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有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儒学、礼教的现代化改造和新生,有必要培养更多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之成社会的柱石。杨子彬教授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绵延不绝、日益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另字子赣,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收徒三千,"授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尤为卓著者,乃“德行科之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之冉有、季路;言语科之宰我、子贡;文学科之子游、子夏”,此十人中,惟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谓其喜欢贱买贵卖以殖其资,预测商情又往往十有九中,终致家累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将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第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学出身经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号召每个弟子要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向,子贡可谓其先行者。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藉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论语》中记录弟子向孔子请教者以子贡居多。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可也;子贡问怎样能成为“士”,孔子告诉他,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者言必行,行必果。在如何交友问题上,他得到的教诲是要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子贡还讨教处事格言,孔子告诫他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处处用心,几乎无所不问,并深刻领会,触类旁通,孔子也禁不住赞其聪慧过人:“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有人赞他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孝道实则为儒学核心,孔子逝后,子贡在其墓地坚持守孝六年乃出,身示天下。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实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堪作今日商界之楷模。
    中国传统的儒商在经商实践中贯穿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从春秋时期“富而好行其德”的陶朱公范蠡,到后来的晋商、徽商等商帮组织,以至现当代的陈嘉庚、李嘉诚、霍英东等大企业家,无一不在商业界留下佳话,成为儒商文化的杰出代表。追溯儒商的渊源,其发轫者当推儒学初创伊始亲聆孔子耳提面命多年的杰出弟子—子贡。 
    鹤壁市乃“古之有仙鹤游云淇水,栖之南山陡壁”故而得此雅名。中华儒商的奠基人(孔子的得意门生)端木子贡的故里,就在鹤壁。鹤壁是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风光旖旎,苍山如画;淇水深邃,鸿鹤翔集;资源丰富,良田万顷。自古以来,鹤壁具有钟灵毓秀,精英倍出的地理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因此,它已成为历化文人雅士,硕学鸿儒,腾蛟起凤之佳境,亦是商旅云集,贾市易货之黄金码头。更是迁客骚人,潜隐蓄势、卧虎藏龙之川泽。
    《诗经•卫风•氓》中有佳句:“氓之嗤嗤,抱布贸缘,匪来贸缘,来即成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将子之怒,秋以为期。”诗中描写了春秋时卫国境内,淇水流域的顿丘地方,有一对青年在集市上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继而俩人在淇水河畔倾诉爱情,憧憬美好未来的美妙故事。其中韵境无限。
    鹤壁市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冀、衮、豫三州交界地,它先后归属卫、晋、赵、魏等国。早在商朝后期,盘庚迁殷建都,鹤壁地方就商都都畿内地。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的最后三个郡王(即武丁、武乙、纣)将国都从小屯(今安阳)迁于朝歌。而朝歌即在鹤壁淇县境内。
    鹤壁有着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由于鹤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于是名胜古迹,人文景观遍布全境。目前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共有三条旅游风景线。
    第一条是大伾山名胜风景(线)区:景区由大伾山、浮丘山两大部分组成。大伾山上有吕祖祠、禹王庙、天宁寺、龙洞、观音洞等。
    天宁寺的大石佛倚山而坐,高八丈。凿造于十六国后赵主石勒时期,素称"八丈佛爷七丈楼",它是全国最早、北方最大的一尊大型摩崖造象。浮丘山上有碧霞宫、千佛洞、尼姑山等。浚县的古城墙、端木子贡祠、三国古战场、明代军事家王越坟、徐懋功和李密墓,皆分布在古城周围。
    第二条旅游风景(线)区即淇县境内。古称朝歌,殷商古都,境内有"纣王坟”、“摘心台”、“鹿台”、“妲妃坟”、“许沟泉”、“青崖岩绝石窟”、“千佛洞”等,驰名中外。相传鬼谷子王禅在此育化了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膑、庞涓、张仪、苏秦、毛遂等,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所古军校。
    第三条是淇河风景(线)区。沿河主要人文景观即辉泉沟溶洞、鸡冠山、双塔寺、白龙寺、上峪火山地幔、许沟泉等。加之五岩山中华医药王孙思邈洞;洞深120米,洞中有“楼”、洞中有洞。洞顶上有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各式龙、虎、羊和等兽及佛象,实乃神工鬼斧,栩栩如生。
    鹤壁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现已探明的矿藏有煤炭、瓦斯气、水泥石灰岩,白云岩等30余种(类)。矿藏区域分布良好,品种多,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鹤壁市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社会稳定,年登俗乐。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渐深化,工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全市已形成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商贸、旅游为主导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综合型工业体系。
      由于鹤壁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丰沛,光照充足,良田万顷,非常适应于农业生产,此地农村五谷丰登,欣欣向荣。
    鹤壁交通发达,京广铁路和京深公路纵贯南北,汤鹤、浚鹤铁路与京广线相连接。公路纵横,四通八达。邮电通讯事业迅速发展,日趋完善。鹤壁全民义务教育较为普及,全市共办大、中专院校62所,中小学597所,不同层次的成人教育学校20所。以全民健康为主体的群众体育活动广为普级,医药卫生技术精益求精,广大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及时有效地治疗。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悠悠沉睡的鹤壁古城。座落在淇水之滨的鹤壁市,楼宇矗立,街井繁华,市政完备,绿枝成荫,花木葳蕤,鸟语花香。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鹤壁正在充分利用境内的各类资源优势,为把鹤壁建设成集工业、农业、商贸、旅游、文化等融为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化都市。
    鹤壁市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由于深化企业改革,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纺织为主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综合工业体系。由于鹤壁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非常适宜农业的生产。鹤壁交通发达,服务设施完善,邮电通讯畅通无阻。除京广铁路和京深公路纵贯南北外,汤鹤、浚鹤铁路与京广线相连,公路纵横,四通八达。邮电通讯设施迅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指引下,为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市里制定了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扩大对外宣传,改变市容市貌,美化投资环境,加强对外交流活动。改革开放给鹤壁带来了勃勃生机,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充分利用境内各种资源优势,把鹤壁建成一座集工业、商贸、旅游、文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
    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朱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以人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我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的“双赢”、“多赢”哲学,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儒商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面临着丧失自我、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最终也将葬送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我们认为,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义利之辩: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义利关系引申来说也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美国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向美国青年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想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也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诚信理念:孔子提出了“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口号,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把诚信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前提之一,认为“诚实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
    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孔子做事总是留有余地,从不过头。当他的学生问他有没有可以终生信守不渝的一句话时,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宽恕罢”。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把诚实与宽恕列为人类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指出“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 
    在继承儒家道德准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方法论的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孔、孟都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接受,完全认同的观点,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绝的观点,而应该积极学习,为我所用。
    和而不同:“和”是求同存异,“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是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达到和谐一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承认多元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通权达变就是灵活性。孔子说,“可以立,未可与权”(《子罕》),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也正与儒商文化内涵相吻合,我们认为,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完善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并不是要用传统道德来束缚我们的手脚,而是要从2550多年前的子贡那里去找回人类最初的良知,发现开启未来发展之门的钥匙,诚邀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信仰儒家文化的东亚各国的企业家到子贡家乡来祭拜子贡,发思古之幽、议发展之道,并进行投资贸易,帮助子贡家乡加快发展。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到子贡家乡来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研究和交流,探讨以中庸和忠恕之道解决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出路。也希望子贡之乡的企业家们不要闭门修炼,而是要积极走出去,打“儒商”牌,走开放路,以儒会友,以诚合作,以信招商,广开思路,广结善缘,开展国际化经营,建设国际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务实奋斗。
    (作者郑玉玺系:世界园区经济产业组织联盟秘书长、端木繁君系:世界儒商文化促进中心会长)
   
                                                                      加强子贡研究的时代意义 
 
                                                                          耿志安  马金章

                                                                               2006-4-24   

        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卫国黎地(今浚县)人,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
        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首开纵横家之先河;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
        子贡思想有很深的启迪意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引起特别关注:即研究子贡儒家论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论理体系;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发展、文化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人物灿若群星,子贡便是其中之一。
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卫国黎地(今浚县)人,字子贡,另字子赣。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本文从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对其进行研究的时代意义谈一些粗浅看法。
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首开纵横家之先河。
        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由于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他又有“得素衣缟冠,使其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亲如兄弟”(《韩诗外传-卷九》)的外交理想,再加上孔子对他的培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国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有口皆碑。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和子贡相比。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作乱于齐,想先出兵伐鲁,子贡为免除孔子怀国之忧,自告奋勇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他攻心为上,说齐伐吴;投其所好,说吴救鲁;设身处地,说越攻吴,鼓动晋侯,备战吴军,结果吴军在攻晋中大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势伐吴,灭了吴国。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东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变:“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见其类、得其情、御其志的才智和飞钳、转丸的游说艺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鬼谷子全书-中编》)
        二、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
        儒商是受儒家思想的商人,孔子开创了儒学,而子贡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孔子门下,“七十子徒,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富翁同时又是学者,应当首推子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土崩瓦解,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出众的口才,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的子贡,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往往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他做买卖需要进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愽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
        三、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
        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一部忠实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凝聚儒家思想精髓的巨著《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就达38处,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的精辟言论。孔子的学说,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一些人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运,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这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记述。
        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财力支持者。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所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的。“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没有子贡财力上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
        由于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他在《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近5000个字,可见子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历代封建官府在尊孔祭孔时,也给子贡祭祀和封赐,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旋又改封为“黎公”。封建帝王及其官府看重的只是子贡的言行对宣扬儒家思想和维持封建秩序的一面,对子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成因主要是逐步抬头的重农抑商思想和后世儒者义、利分离观对子贡的经商行为进行压抑贬。历史上,儒家在如何对待利的问题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孔子“罕吉利”,说过“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并不反对重视百姓的实际利益,主张给百姓实际利益。但是,后世儒者逐渐产生了讳言利,排斥利的倾向,《孟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将义利完全对立起来了。宋代理学家则只承认仁义道德的精神作用,完全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将孟子的“贵义贱利”说推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孟子用后儒们将“义”,与人的物质利益相剥离,直接刺激,助长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系统中唯心倾向的分蘖、疯长,致使形成了“士不言利”、“文不经商”的局面。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下,以经商致富著称的子贡显然要受到一定的压抑贬损。 
        子贡这位儒商始祖、“世界外交史上第一个进行穿梭外交的人物”(《鬼谷子全书-中篇》)的出现,不仅是淇河文化史的骄傲,他的经商理念、外交谋略、诚信价值观和尊师敬长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上世纪末曾预言:对子贡的研究“不久的将来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井上靖《孔子》)。那么,子贡思想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有启迪意义呢?以笔者管见,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应引起特别关注:
    1、研究子贡儒家伦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伦理体系。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之中,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要素,而且也成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强调人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但孟子之后的儒者出现了道德至上的倾向,将义、利对立起来,将人们导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境地,不仅扼杀了人的合理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其实在《论语》这部儒家学说经典之作中,有不少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论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论述。《论语-子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对孔子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从中看出,孔子是支持子贡经商的。有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根据子贡儒商的身份,试图从儒家经典《孔语》中破译子贡的经商之道。他们研读《论语》之后,都说过这样的话:“《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他们多少悟出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子贡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创造者之一,而且还是儒家伦理学说的最成功实践者,从研究子贡入手,可以更有效地发现儒家伦理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    2、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化儒商文化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他的格言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做到推已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惠互利,平等相处。他以诚信为本,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誉,立于不败之地。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掌握了商道规律,达到了“忆则屡中”的经商的最高境地。他崇仁立德,“富而无骄”,“施民济众”,《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我们从子贡的经商之道中,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商文化的真谛,儒商应有“两种素质”,即本身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适应商场的本领;“两种水平”,即具备义、利兼顾,义中取利的正确义利观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儒商始祖子贡的经商之道中有许多精粹,认真研究吸纳其中精华,对推动儒商品格的重建和创造性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
    3、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子贡怀着“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现两国亲如兄弟”的外交理想,苦心研究当时各国情况,全面、客观、冷静和准确地观察形势,坚持“亲和”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高度统一,奔走呼号,极力协调各国关系,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刀,改变了战争格局,避免和减少了战祸,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彪炳史册的出色外交活动家。当今之世,国家、民族种类之繁多,意识形态之分歧,宗教信仰之差异,其复杂程度大大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子贡化干戈为玉帛的外交理想与今天人类追求的大目标是吻合的,他的外交谋略,今天也不全部过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系统地研究子贡的外交思想和谋略,做到古为今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耿志安:原浚县政协主席。
        马金章:在浚县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工作,已发表出版作品200多万字,作品多次被选刊转载。主编了《中华儒商第一人——子贡》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两书;出版有小说集《白天的星星》、《劫数》。


                                                                          子贡语录、箴言名句  

                                                                                 2006-4-24     
瑚琏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一个有用的美器”子贡进一步问道“是什么样的器具呢?”孔子说:“是一个不错的器物---就像放在宗庙里祭祀时盛黍稷的瑚琏。”
(瑚琏是古代华美、尊贵的器具,用来供奉在庙堂上,显得特别庄严、高贵。常用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一个能为国家担当大任的人才,并推荐介绍给当权的季康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意即,子贡通情达理,对治政事、担负国家重任有什么困难呢?后来,果如孔子所说,子贡在政治上,特别是外交上大大施展了他能言善辨的非凡才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
闻一以知二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日:“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非常坦诚地对子贡说:“你与颜回两个人的仁德造诣谁更胜一筹?子贡回答道:“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可以推知十个、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能推知二个。孔子说:“是不如也,我和你一样都不如也。”
(本则,展现了师弟间问答中一片融和欢乐的情景。特别是寓答于慰勉的方式,尤其感人。“赐也何敢望回”,是子贡自知“弗如也”而对颜回表示衷心敬佩,而且心地坦诚没有丝毫妒意的老实话、真心话。因此,孔子十分赏识、赞扬,而且还特别加了一句:“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赞扬了子贡的有自知之明的求实态度,并给了他进一步的鼓励。)

亿则屡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经常生活在贫困中。端木赐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推测行情,往往把信息猜中了。”
(根据史料记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是因为子贡善于了解行情,准确地分析、判断行情的动向,适合时宜地买贱卖贵,以此来赚取利润,逐十一之利,即如今所说:靠的就是“信息灵通,反馈快,看准时机,薄利多销,周转快”。这是子贡独具的经营商业和管理经济的非
凡才能,被当今社会尊称“儒商鼻祖”。 

教育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很多又能记住的人吗?”子贡答道:“是啊,难到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在多学中,我是有个‘一’来贯串着的。”
(本则,“一从贯之”,之指学。而学,则是孔子整个思想的核心----仁。不过,就学而说:首先必须多学,不多学则知识贫乏、空虚、浅薄,没有东西可以贯;其次,多学必须求一贯,不一贯,杂乱无章,难以融会贯通,亦难以掌握精华,成不了道。这犹如今天所说:读书不多,固然谈不上渊博精深的学问,即使博览群书,无书不读,而如果没有主攻目标,或者不专心致志于自己所追求的某个项目,同样也会杂乱无章,成不了自己的学说、流派,或创见,而一事无成!。
这一以贯之的“一”,究竟是道指忠怒,学指仁,各有不同的论述。)
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时,是一派恭敬、正直的样子;子路是一派刚猛的样子;冉有、子贡则是一派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高兴。但,又说:“像仲由这样呀,我怕他会不得寿终呀!”

富与贫贱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说:“贫穷而能不去谄媚、奉承别人,富有而能不骄傲自大,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算不错了。但是还不如贫穷而仍然乐於道,富裕而又谦逊好礼的人。” 
(人处贫穷境遇,不免总有向人求借、请托的事情,也不免会有因为囊中羞涩而感到自卑挺不直腰的心态。因此,能够做到“贫而无谄”,保持一个人的尊严、骨格,绝不因贫穷而低声下气去阿谀、奉承人,亦绝不因贫穷而弯腰俯首去讨好、乞求人。这是很不容易,也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样,人处富贵境遇时,也不免因为富,就有所恃,也就财大气粗,忘乎所以,变得骄横无礼,傲慢凌人,淫奢无忌。因此,能够做到“富而无骄”,实在也非容易事,属难能可贵的。
但,对这样的难能可贵的美好品德,孔子也只许以“可也”,只有达到“乐道、好礼”,才是最高境界。这就启示人们:切切不可安于小有成,安于小得志,而应该自勉自励,力求更上一层楼。)
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诗经》上说的‘治骨器的切削了再锉平,治玉器的雕刻了再磨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呀!像这样,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告诉你这件事,你能领悟到另一件事。”
(本则,是子贡聆听孔子教诲后得到的启示: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以由一个人的美好本质中求得;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则必须经过学问之功,而且还应该精益求精。这犹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骨、象、玉、石之非加切磋琢磨之功,皆不能成器,纵然成器,不经磋、磨,使其更加平滑、细腻,器亦难望成上品。----就是说:即使一个人有美好的本质,如不经学问之功,而且是精益求精,亦还是难于达到“乐道,好礼”的高尚境界的。
“其斯之谓与?”正是子贡从《诗经》中领悟到的,过去未教过的“新知”。孔子同样十分赞赏子贡这种过人的悟新才识,很高兴地嘉许他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意即,告诉他这件事,就可以由此及彼,知道另一件事。表明子贡的理解能力和思想境界,显然都更上一层楼,可以和他讨论《诗》的丰富内涵和寓意了!)

君子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怎样才是一个君子。孔子说:“先把你要说的话实现了,然后再把话说出来。”
(先行后言,就是行在言先,言随行后,即做了才说。这是言行关系中最好的态度。)
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好比日蚀月蚀一样。他犯的过错,人们都看得见;他改正了,人们都仰望着他。”
(子贡言君子有错要勇于改正。犹如日蚀月蚀时,人们都看得见,也都仰望着它恢复光明:正是因为人们相信“日月之食焉”那只是暂时的,而日月的光辉却是永恒的;暂时的“食焉”,丝毫无损于它永恒的光辉。人们的期望是这样,君子的风度也正是这样。)
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Kuo),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棘子成卫国大夫)说:“我认为君子只要本质好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以文彩饰呢?”子贡说: “可惜呀!你先生这样来解说君子呀!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舌头上的这失言了。文采的重要,犹如本质,本质的重要,犹如文采。如果二者没有区别,虎豹的皮,去了它的花纹,这就犹如犬羊的皮了,能一样吗?”
(子贡从“虎豹、犬羊之鞟 ”作喻,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形式对内容,外在美对具有内在美的君子形象所起的能动作用是不容忽视,亦不应低估的。越是本质好,具有心灵美的人,就越应通过自己的仪态、举止、教养、风度等所表现的外在美,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发挥积极的表率作用。
本则,子贡对棘子成“惜呀”之叹,喻意浅显,辞旨严正,可谓深得孔子道德学问的精华,特别是对讥毁之言,能随时阐发孔子思想的精髓所在,加以廓清,更属难能可贵。)
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纣王的坏,未必如后世传说的那么过分吧!因此君子不愿置于恶名聚集的地方,使天下的坏名声都归到他的身上。”
(子贡的话指出了人们众口铄金的弊病。子贡之言,其实是借此告诫人们不要置身于不善之地,是为上上见。)

问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广泛地施惠予平民百姓,而又能普遍地救济大众疾苦,这样的人怎么样?可以称得上是仁了吗?”孔子说:“这岂止是仁,一定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所谓仁者,就是要自己想立,也就帮助别人立;自己想达,也要帮助人能达。凡事能就近身处作譬,这就可以说是为仁的方法了。”
(“博施济众”,是说广泛地施惠于老百姓,普遍地救济大众。孔子明确地指出,这已超过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同时,也明白无误地给仁下了定义:“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意即不仅自己想立、想达,而且还要替功别人能立、能达。可以说,这是仁的最主要涵义,也是仁的最高标准,人生理想的一个崇高境界。)
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工人想完善他的工作,必须先把他的工具磨利起来。居住在这个诸侯国,就要侍奉这个国家中的贤大夫,并与士当中的有仁德的人交朋友。”
(器不磨不利,不利难以善其事;人不砺不成才,不成才亦无以尽其仁。本则喻指:要尽其仁,犹工人之善其事,必先磨利他的工具一样,必须善于事奉士大夫当中的贤者,多多请教他们以求得益;并结交士当中的仁者,互相切磋,从求进德。)
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不为公子纠殉死,相反还当上了齐桓公的宰相去辅助桓公。”孔子说:“管仲相桓公,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穿左襟衣服的人了(沧为蒙昧的人)。难道他也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死守小节、小信,自杀在小山沟里而没有人知道吗。”
        问政 去食存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在二项中再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但,如果无信,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也站立不住,其群体也不存在了!”
        (孔子的教育方法是根据弟子们的不同特点,施以不同方和内容的教育,对弟子因人而答,这就是“因材施教”。本则是孔子认为子贡是一个能为国家担当大任的人才,既“瑚琏也”,对子贡的问政故曰政在如何治理国家政事。)
        季康子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孔子:“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yun)椟(du)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说:“如果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高价把它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
        (在仕途上,孔子屡屡不遂心意,虽说是怀才未遇明君,但对自己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而且抱“用之则行,可仕则仕”的态度,始终欲求实现仁政德治的理想。本则孔子说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段话发生在季康子召回冉求回鲁国之后,冉求的回国,给孔子一行结束周游生活带来一线希望,反映了孔子的从政态度。这里,子贡用一个比喻句问孔子。)
        问友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说:“朋友有错误过失,应该忠心直言规劝,又须善为引导,如果不听也就算了,就应该适可而止不再说,不要为此自受侮辱。”
        (子贡在外经商,经常接触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所以交友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知人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末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道:“假如全乡人都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就肯定他是好的。”子贡又问:“假如全乡人都厌恶他,这个人又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就肯定他是坏的。最好是全乡的好人都说他好,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才可确信。”
        (孔子这种坚持自己独立主见,不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也绝不人云亦云的态度,不但对知人、识人、用人,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即对于犯错误人的处理,对犯罪案件的查审,也同样是有很大的借鉴,值得参考的。)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评论别人的短处。孔子说:“赐呀,就你那么贤能吗?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
(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说:“君子对人也有厌恶的事吗?”孔子说:“有厌恶的。厌恶爱好宣扬别人坏话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诽谤上位的人;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厌恶刚愎自用而不通事理的人。孔子又说:“赐,你也有厌恶的事吗?”子贡说:“我厌恶窃取别人成果却自以为聪明的人,厌恶不懂谦逊自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攻发别人的阴私而自以为正直的人。”
        (所厌恶的名色各样的人,其实都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听到,为人们所鄙夷、不屑的人。)
        恕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它的呢?”孔子回答说:“大概是恕吧!凡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把它拿来施给别人。”
        (恕,是推己之心以及人。可以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的约束,几乎是人人可学、可行,时时、事事、处处都能尽心学,尽力行,孔子认为可以“终身行之”的最好品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已及人的观念,无形中,把所有的人,不论富与贫,贵与贱,或者有权势与无权势,君上与平民,都视作平等人,等同起来了!无疑,这直接、间接地提高了平民百姓的地位,也反映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诺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我不要别人把不愿的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亦不愿意把同样不愿意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赐呀!这还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事哩!”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是求诸人的事,非子贡之力所能及,纵然有“吾亦欲无加诸人”之心,也仅止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属“恕”而已,达不到仁的境界。)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把每月在庙告朔的那头杀而未烹的腥羊也去了。孔子说:“赐呀!你爱惜那头羊,我却爱惜那礼呀!”
       (春秋鲁哀公时,告朔之礼己废,而有司犹供此羊,因此引发了师弟子间这要不要“存其名”的争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并没有以老师的权威和弟子们对他的无限信仰,去压服子贡来强求一致;而子贡也没有因老师的崇高威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该亦正是孔子“当仁不让于师”之教的影响,其精神同样是十分可取,并值得赞扬的。)
        中庸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二人谁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
        (中庸是孔子评价弟子的一个重要标准。)
        士
        言必信、行必果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砼砼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弟同悌。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算是一个士?”孔子说:“他的行为能力知有耻,出使外国,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这就可以叫做士了。”子贡又问:“请问次一等的如何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家乡人称他尊兄爱弟。”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如何呢?”孔子说:“说话讲求信用,做事果断,这虽然是浅陋固执的普通人,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再问:“那些从政的人如何呢?”孔子说:“唉!那都只是一些心胸狭窄见识短浅的人,哪能算得上数呢?”
        ( 原含贬义,指固执己见,盲目相信自己的言行。后演变为含褒义,指说话诚实,做事果断。)
        子贡曰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博而大,是从哪几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武王的大道,并没有失传,还留在人间。贤能的人可以了解那些大的道,不贤的人只记那些小的道,他们都遗留有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何处不在学,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传授呢?”
       (孔子精深渊博的学问是从“好古,敏以求之”学习中而来,从向“贤者、不贤若”勤问、勤访、勤学中而来。孔子对自己是好学不厌,从来不是强不知以为知,而且虚怀若谷,做到每事问--问礼于老聃,访乐于长弘,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等等,这也就是“学无常师”的态度。)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老师讲授的《诗》、《书》、《礼》、《乐》等,我们是可以经常听到的;至于老师讲人性和天道,我们就难得听到了。”
        (在孔子的心目中,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深不可测,对于“天道”,孔子认为天之高也,高不可攀。孔子言“性”,全部《论语》仅一见,即“性相近,习相远”,而且,也只是责习不责性,认为人的本性原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和习惯等的影响而相远了!言“天道”,亦仅一见,天道犹云天行,指天行之道(规律),孔子有时称之曰命、曰天,或天命。这就难怪乎子贡要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叹了!)
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    子禽向子贡问道:“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就一定能预闻到这个国家的政事,是他有心求到的呢?还是国君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是我们老师有温和、良善、恭庄、俭约、谦让的态度,使得国君自愿告诉他,向他请教的。先生获得政事的方法,不同于别人吧?” 
        (子禽小孔子40岁、小子贡9岁。在学业上得不到孔子的耳提面命,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子禽可能最为崇拜的就是子贡。“温、良、恭、俭、让”五字,生动、形象,而又如实地把孔子为人的心胸、气貌、情态等勾勒出来,犹跃然如见。在人际关系中,对人有所求,可以有一种“不求而自得”的方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子是一位圣人吧?他为什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本领呢?子贡说:“这本来是天意使他成为一个大圣人,又使他这样多能的呀!” 孔子听到了这话,说:“太宰哪里知道我呢?,只因为我少时贫贱,所以多能,干些鄙贱的技艺谋生,君子会干这么多技艺吗?不会多的呀!”
        (子贡对孔子的崇拜己很难用一般言词来形容了,认为这是“天意使然”,把孔子褒扬、升高而神化了。)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正如孟子所说:“子贡,智是以知圣人”。应该说,子贡的评论,是独具慧眼、有见地的,也是可信的。)

        抱瓮灌畦
        《庄子.天地篇》载:孔子的学生子贡访楚归来,看见一老者,抱着水瓮浇园,便劝他用桔槔(吊杆)灌溉。老人却不同意说,“我已经习惯这样了”。
(后人们常借此讽喻安于拙陋,不求改进的落后思想。)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吧!”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老师呢?”孔子说:“我上不怨天,下不责人,只在下处学,学于通人事,然后向上处达,达于知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了吧!”
        (这可能是孔子晚年对人生回顾时所发出的叹息之语,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孔子的行为不理解。孔子深知天命有穷有通,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因此,道之不行于世而不怨天,人之不了解我也不尤人。但,这境界并不是一般人所完全能理解,同而不免发此“莫我知也夫”之叹。)

        子曰:“予如不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轻声说道,老师,你如果不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弟子传述什么呢?孔子说:“上天说过什么呢?春夏秋冬四季不是照样运行,百物不是照样在太阳光下生长吗,上天说过什么呢?”
(这可能是孔子的临终前言。虽然孔子不想再说话,但“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是说孔子为人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平日的一举一动,都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没有哪一行不是和弟子们在一起,不是为弟子们所熟识、所深知。这同“天何言哉”一样:虽然天默默无言,但它昭示人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照样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运行,照样百物孽生、繁衍,可以说,行比无言更加有声有色,更加丰富多彩,普施恩泽。)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东南)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三十岁时,孔子收徒讲学。五十二岁做了约三年的大司寇后,带了一批弟子访问列国,游说诸候,推行“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六十八岁,孔子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生涯后,投身到教书、整理古文献的工作。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夏历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子贡在为孔子守丧期间,也时常到鲁国宫廷里服务。这时,孔子思想,已经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孔子的声望与日俱增;相反,在鲁国的士大夫之中,却暗暗地鼓动着一场诋毁孔子的运动。

        宣扬、维护篇
        门墙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劈之官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窒家之好;夫子(指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叔孙武叔)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叔孙武叔是鲁国朝野之间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实在比仲尼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譬如围墙,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站在围墙外,便可看见里面房屋的美好。我们老师这道围墙却有几丈高,如果找不到大门走进去,就根本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华美,房屋的多种多样。但能够寻找到大门的人应该是很少的吧!叔孙武叔这样说,不是很自然吗? 
        (后泛指师长之门。以围墙作喻,生动、形象、鲜明。子贡自谦,认为与孔子比,简直有如围墙之一高一矮,实在悬殊太甚。自己室内纵然琳琅满目,富丽堂皇,也只是一览无余而已,何足称道!而老师之道及其为人,就自己体会认识,实在是“仰之弥高,给之弥坚”,太伟大了!而对于一般人来说,犹如站在数丈高的围墙外面看墙内的宝库,连宝库内有哪些璀璨夺目的奇珍异宝都无从得见,又如何能认识它的价值连城甚至是无价的呢?
        子贡的自谦态度,是在他的名声、地位日渐显达,而且正是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指各国的国君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史记.货殖列传》)的时候,世俗不免会带着某种势力眼光,对人的奉承也不免会夹有趋炎附势之意,说是“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对此不但没有飘飘然、昏昏热,借此虚誉来抬高自己;相反,却以自己努力实践的切身体会,认真学习的深刻认识,正如《法言.问明篇》所说:“仲尼,圣人也,或劣诸子贡。子贡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

        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诽谤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吧,仲尼是不可毁谤的。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还可以超越过去,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是无法超越的。纵然有人要自绝于太阳和月亮、但那对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显得他多么不自量力罢了。”
        (本则以丘陵与日月为喻,则是以此捍卫孔子圣道。如此义正辞严,正是子贡捍卫孔子圣道不容亵渎、不容污蔑的坚决态度。这态度不但需要有足以知孔子之智,更需要有真理在握、思想上藐视毁谤者、一副磅礴气概的勇。子贡都是兼而有之的。因而无论弘扬、光大或者捍卫孔子圣道方面,子贡都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起了极大作用的。正如司马迁所说:夫使孔子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生荣死哀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馁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子禽对子贡说:平素里你对仲尼的恭敬是客气吧,仲尼难到能比你更贤德呢?子贡说:君子只一句话,可以显露出是聪明,只一句话,也可以显露出不聪明,所以说话不能不谨慎呀!我们夫子是不可及,就犹如上天一样,是不能用阶梯登攀上去呀!如果我们夫子得一国君或一卿大夫之位,那么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老百姓自立,老百姓就能自立,引导老百姓前进,老百姓就会跟着前进;安抚老百姓来归附,老百姓就来归附;鼓舞老百姓和顺,老百姓就会和顺。他生时,大家都尊敬、荣耀;他死后,大家都哀痛、悼念。这样的人,如何可及得上呢!” 
(后多以“生荣死哀”称颂生前有卓越贡献的人。本则,正是子贡有感于圣人之道弘大,不易为世人所知,圣人之德恢宏,亦难为世人所晓,因此,特设言:如果我们夫子能得到一国或一家之位而大用于世(即做到国君或卿大夫职位),那么,必定能充分展现他的政治才能,“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而造福人类。就是说,一定能教化、引导百姓使之“己立而立人,已达而达人”;安抚、鼓舞百姓使之“近者悦,远者闻风而来”,都能知顺相处;生则与有所荣,一片融和,普天欢乐,死则共感哀切,举国悲痛,四海同哭。)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初拜师就学时,子贡并不觉得孔子有什么了不起,如《论衡.讲瑞篇》所说:“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
        孔子死后,“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这种发自内心,对老师如此的悲痛、哀悼,不仅亘古所未见,更为千秋后代所传颂;无疑,这也更加说明子贡的赞誉、颂扬,绝非夸张,也非过誉,而是真诚、恳切的由衷之言,情深、意挚的心声坦露。一方面,是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对孔子的为人和圣道的奥蕴、真谛,理解得深刻、透彻而全面,因而能独具见地,知人之所不知,识人之所不识;另一方面,子贡列“言语”科之优秀弟子,又善为言辞,因而在弘扬、光昌孔子圣道方面,有着独厚的优异条件,可以说,子贡是功不在小,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十分可贵的。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power_h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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