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一卷(2005-2006)

 

子贡墓与子贡(附相关链接)

耿志安 马金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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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墓在大伾山东南3里的张庄村北,这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浚县知县宁时镆考查肯定的地址。原来,元代以前,来浚县的显官达儒,常至此瞻仰谒祭,张庄人不胜其扰。元末红巾军至浚州,可能是在这时,有人趁机将子贡墓碑砸碎,夷平墓冢而匿其地,又将子贡像移至大伾山南麓之伪冢前。后来,祭记祀的人失于访查,误在伪冢前顶礼膜拜。明代正德十年(1515年)知县胡为良建祠,万历初知县杨 又重修。时经220余年,至万历十八(1590年),宁时镆来浚,查询备至,疑为伪冢。乃发一向所祭之墓,方知是北宋时的萧平川墓。即将子贡像又迁回张城,并立碑以鹿茸春事。此碑即《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现在的子贡墓系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其故乡即今浚县。子贡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中之最慧者。子贡晚孔子31岁,就学于孔子,颇有造诣,自谓“闻一知二”。子贡善货殖,家累千金。常驷马束帛,来往于诸侯之间,使孔子之名,扬于天下。子贡善于言语,《韩诗外传》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齐景公(在位58年。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问子贡:“您的老师是圣人,他的学问有多么大呀?”子贡说:“这我可没法说明。我跟着老师学习,譬如渴了,就拿起杓子、壶子到大海里取水喝,直到喝饱为止,哪里会知道大海有多么深呀!”齐景公微笑着说:“您对您的老师有所夸张吧?”子贡说:“不是夸张,恐怕我说得还很不够。对于我老师来说夸张与不夸张都没有什么用。如果我去夸他老人家,就好比用两手捧土去增高泰山,这对泰山来说,能有多少益处!如果我去毁谤我老师,又譬如用手去挖泰山的石头,却也无损于泰山的高峻。”

                                                               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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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前520-?)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又作子赣,亦称作卫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以前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曾多次称赞他,说他能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赐之敏贤于丘也” (《说苑·杂言》);并把他比之为尊贵的“瑚琏”之器。子贡有较强烈的从政志向,他关心治国之方略,经常问政于孔子。曾仕于鲁、卫,游说于齐、吴、越、晋诸国。从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一度有愠心而出怨言:“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遭到孔子的批评:“今尔不修尔道而求容,赐,而志不远矣!” (《史记·孔子世家》)不久,孔子派他出使楚国,结果“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在鲁、齐议和会上说服齐君归还成地。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在孔门弟子中是出名的,他曾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有人说他比孔子高明,他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肓人子之墙数仞。” (《论语·子张》)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论衡·讲瑞》)。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贡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之久,然后去之。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颇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子贡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侯”;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公”,后又改称“黎公”。 


                                                              加强子贡研究的时代意义

                                                                   耿治安  马金章

         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卫国黎地(今浚县)人,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
        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首开纵横家之先河;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
        子贡思想有很深的启迪意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引起特别关注:即研究子贡儒家论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论理体系;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发展、文化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人物灿若群星,子贡便是其中之一。
        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卫国黎地(今浚县)人,字子贡,另字子赣。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本文从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对其进行研究的时代意义谈一些粗浅看法。
        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首开纵横家之先河。
        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由于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他又有“得素衣缟冠,使其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亲如兄弟”(《韩诗外传-卷九》)的外交理想,再加上孔子对他的培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国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有口皆碑。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和子贡相比。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作乱于齐,想先出兵伐鲁,子贡为免除孔子怀国之忧,自告奋勇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他攻心为上,说齐伐吴;投其所好,说吴救鲁;设身处地,说越攻吴,鼓动晋侯,备战吴军,结果吴军在攻晋中大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势伐吴,灭了吴国。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东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变:“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见其类、得其情、御其志的才智和飞钳、转丸的游说艺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鬼谷子全书-中编》)
        二、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
        儒商是受儒家思想的商人,孔子开创了儒学,而子贡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孔子门下,“七十子徒,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富翁同时又是学者,应当首推子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土崩瓦解,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出众的口才,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的子贡,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往往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他做买卖需要进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愽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
        三、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
        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一部忠实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凝聚儒家思想精髓的巨著《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就达38处,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的精辟言论。孔子的学说,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一些人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运,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这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记述。
        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财力支持者。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所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的。“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没有子贡财力上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
        由于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他在《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近5000个字,可见子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历代封建官府在尊孔祭孔时,也给子贡祭祀和封赐,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旋又改封为“黎公”。封建帝王及其官府看重的只是子贡的言行对宣扬儒家思想和维持封建秩序的一面,对子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成因主要是逐步抬头的重农抑商思想和后世儒者义、利分离观对子贡的经商行为进行压抑贬。历史上,儒家在如何对待利的问题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孔子“罕吉利”,说过“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并不反对重视百姓的实际利益,主张给百姓实际利益。但是,后世儒者逐渐产生了讳言利,排斥利的倾向,《孟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将义利完全对立起来了。宋代理学家则只承认仁义道德的精神作用,完全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将孟子的“贵义贱利”说推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孟子用后儒们将“义”,与人的物质利益相剥离,直接刺激,助长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系统中唯心倾向的分蘖、疯长,致使形成了“士不言利”、“文不经商”的局面。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下,以经商致富著称的子贡显然要受到一定的压抑贬损。
        子贡这位儒商始祖、“世界外交史上第一个进行穿梭外交的人物”(《鬼谷子全书-中篇》)的出现,不仅是淇河文化史的骄傲,他的经商理念、外交谋略、诚信价值观和尊师敬长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上世纪末曾预言:对子贡的研究“不久的将来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井上靖《孔子》)。那么,子贡思想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有启迪意义呢?以笔者管见,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应引起特别关注:
        1、研究子贡儒家伦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伦理体系。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之中,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要素,而且也成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强调人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但孟子之后的儒者出现了道德至上的倾向,将义、利对立起来,将人们导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境地,不仅扼杀了人的合理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其实在《论语》这部儒家学说经典之作中,有不少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论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论述。《论语-子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对孔子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从中看出,孔子是支持子贡经商的。有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根据子贡儒商的身份,试图从儒家经典《孔语》中破译子贡的经商之道。他们研读《论语》之后,都说过这样的话:“《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他们多少悟出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子贡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创造者之一,而且还是儒家伦理学说的最成功实践者,从研究子贡入手,可以更有效地发现儒家伦理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2、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化儒商文化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他的格言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做到推已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惠互利,平等相处。他以诚信为本,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誉,立于不败之地。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掌握了商道规律,达到了“忆则屡中”的经商的最高境地。他崇仁立德,“富而无骄”,“施民济众”,《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我们从子贡的经商之道中,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商文化的真谛,儒商应有“两种素质”,即本身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适应商场的本领;“两种水平”,即具备义、利兼顾,义中取利的正确义利观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儒商始祖子贡的经商之道中有许多精粹,认真研究吸纳其中精华,对推动儒商品格的重建和创造性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
        3、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子贡怀着“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现两国亲如兄弟”的外交理想,苦心研究当时各国情况,全面、客观、冷静和准确地观察形势,坚持“亲和”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高度统一,奔走呼号,极力协调各国关系,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刀,改变了战争格局,避免和减少了战祸,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彪炳史册的出色外交活动家。当今之世,国家、民族种类之繁多,意识形态之分歧,宗教信仰之差异,其复杂程度大大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子贡化干戈为玉帛的外交理想与今天人类追求的大目标是吻合的,他的外交谋略,今天也不全部过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系统地研究子贡的外交思想和谋略,做到古为今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03年9月24日《鹤壁日报》
作者简介:(2006.9.11补)
        耿志安:原浚县政协主席。
        马金章:在浚县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工作,已发表出版作品200多万字,作品多次被选刊转载。主编了《中华儒商第一人--子贡》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两书;出版有小说集《白天的星星》、《劫数》。

                                                               子贡与孔子 

                                                                  温厉

        子贡者,端木赐是也,少夫子三十一岁。
        夫子以言语称道弟子者有二人,其一是我们首先讲到的宰予,其一则为子贡。子贡与宰予皆为聪明人,所不同者则在于,子贡不单聪明,且系一堂堂正正之正人君子(绝无贬义)。
        子贡如何聪明?
        我等今日描述儒者有径谓之穷酸者。前此所讲之颜渊即以“穷”著称,子路虽企慕富贵但师从于夫子亦未摆脱“穷”之命运,所得于夫子之训示者则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子贡则绝非“穷”者,今有所谓儒商者,真假莫辨,子贡可称儒商之鼻祖——如假包换。不过,这一点倒颇得夫子之微词:“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货殖”,即商人之行径也。据《史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竟至于“家累千金”。观夫子“赐不受命”语,则子贡始亦为一“穷”者,富贵亦其经营所得也。
        实则富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为富不仁”。子贡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曾向夫子请教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夫子对此态度有所嘉许,亦望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诗》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也。从后来的言行看,子贡也确实是按照夫子的教诲去努力的。
        这是子贡经商的聪明,其从政之聪明何如?毫不逊色。
        据《史记》,子贡“常相鲁卫”,何德何能而使子贡居于此?史迁详尽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详见附录):田常欲于齐伐鲁,夫子惧家乡遭荼毒,责成众弟子阻挠其事,子路率先请命,为夫子所止,其后子石、子张请命,皆为夫子否决,惟独子贡请缨为夫子所允。子贡不辱使命,辗转于齐、鲁、吴、越、晋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比于后世之张仪、苏秦,亦毫不逊色。由此也可见夫子之知人善任也。
        其“聪明”则如此,何谓“堂堂正正”?
        前所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以当之,虽不若夫子之境界高,亦实属难能可贵。似此掷地有声之话语者子贡多有之,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此与夫子教诲子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同,虽然,夫子恐其言之太轻易也,黜之曰“非尔所及也”。如此堪称格言者尚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亦为光明磊落、不事掩饰之“堂堂正正”也。
        此为子贡所自警者,子贡之“堂堂正正”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爱憎分明,据《史记》,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此虽有苛责于人之嫌,夫子亦曾就此讥刺子贡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可真是个贤人呀,我就没那个闲功夫——然比之唯唯诺诺之乡愿者,亦自有其可取处。此亦秉性使然。子贡所恶于人者何——“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剽窃他人之知而自以为智,不懂逊让而自以为勇,好攻讦他人而自以为直——此数者亦着实可恶。虽然,儒者之学乃“为己”之学,“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夫子曰“吾则不暇”。然夫子亦不能免于有所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实乃有些人着实可恶也,奈何?
        此系子贡之“不能匿人之过”,或有微词,然“喜扬人之美”,则的然为子贡之好处,于吾人为犹难。子贡曾坦然承认自己之不如颜回,这一态度颇得夫子嘉许:“吾与汝弗如也”,这也是夫子所称许的子贡之“达”。于颜子如此,于夫子则子贡更是拳拳服膺,观其求教夫子之事多能付诸践履可知也。子贡后来所取得的社会名声、社会地位甚至在夫子之上,时人或有疑子贡贤于孔子者,子贡一一辩驳: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贡此诸语有似于颜子之叹羡:“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绝非谦辞,吾亦当言:“弗如也,吾与汝弗如夫子之贤也。”子贡尝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所得于夫子者,恰恰是夫子之“文章”,如此而成就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至如所不可得而闻之“性与天道”,虽不离乎“文章”,亦不拘于此,子贡究竟领会多少,着实难言。
        是为子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子贡与夫子师弟子之情可谓深矣。据《史记》,夫子死时,子贡当在身边。子贡来见夫子时,夫子已经重病在身,于门前见子贡至,叹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师徒之情溢于言表。此后七日而夫子卒,众弟子皆服三年心丧,唯子贡庐墓六年乃去。

        曲阜孔林子贡庐墓处

        孔子墓西的3间西屋为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众弟子守墓3年,相诀而去,独子贡在此又守3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3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享殿之后,另有一座灰瓦攒尖顶的方亭,称“楷亭”。亭内石碑上刻着一棵古老的楷树,即摹自其南侧的“子贡手植楷”。 相传子贡奔丧来后,将一棵楷树苗栽于其师墓旁,后成大树。清康熙间遭雷火焚死,后人将枯干图象刻于石上。
        楷亭北有3座四角多棂碑亭,为驻跸亭,北面绿瓦所复的碑亭是为纪念宋真宗赵恒祭祀孔子所建的,中间及南面黄瓦所复的二碑亭为纪念清帝玄烨及弘历祭祀孔子所建。“跸”是黄帝出行的车驾,此三亭即黄帝祭祀驻车之处。亭内尚有当时的石碑。              
        来源:http://www.qfnu.edu.cn/view/konglin/7zigong.htm

     子贡<端木赐,孔子大弟子>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两次写了子贡的经商事迹。《仲尼弟子列传》只是略写:“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货殖列传》则是详写:“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在《论衡.知实》中王充说子贡富比陶朱,他写道:“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 
        谁是陶朱?知道的人都晓得陶朱即陶朱公,即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就功成身退,他用计然之策富家,他到了陶这个地方,叫朱公,后人尊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为货殖者作传,先写陶朱公,再写子贡。太史公写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由此,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 
        计然之策如何能变范蠡为陶朱公,如果弄清楚了,可能对搞清子贡的经商之策也有帮助。 
        计然之策本是计然教越王勾践以商富国,勾践用之十年竟国富而霸。《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帀。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囤积发财,关键的道理在于务求把货物卖光和决不贷款。货物买卖,对容易腐烂变质,如吃的货物是不可以留的,更不敢囤积贵的货物。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对子贡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孔子在世时就已亲见,他说子贡不认受穷的命而去囤积牟利,凡进行预测就经常猜中,这就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于经商,正是由于他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方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后来他的财富到了可以和诸侯分庭抗礼的程度。 
        但是子贡的可贵、可敬,并不仅是因为他富比陶朱,而在于: 
        一是当他有了一些财富时,他知道富而无骄,在孔子进一步点拨他后,他又知道不应满足于富而无骄,而是继续向上进入更高的境界即富而好礼。这就是《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不膨胀)尚且少有,知道、愿意富而好礼(自觉按规范行事做人、按“游戏规则”办事)的更是凤毛麟角,十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二是《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強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人大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可叹、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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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02 13:40:10 人气:61 楼主 

                                                                    儒商鼻祖——端木赐
                                                                     发表: 2006-05-08
                                                                山东省郓城林集  端木庆仕
                                      本文作者(87岁)
        赐者,字子贡,春秋贤哲也。生于卫、学于鲁、卒于齐,乃孔子之高徒,被孔子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有“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
        在世纪换千的交界时期,中国大陆经济正迅速发展,东南亚经济的腾飞,引来了世界特别是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他们极力寻找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原因,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及地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全世界和理论界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儒商”。国内外有关“儒商”研究的著作、文章、会议、组织如雨后春笋,竟相出现,形成一个对“儒商”研究的热潮。正如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赞扬子贡是能言善辩、头脑清晰敏锐的才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精通理财之道,曾流传过“天下的金钱都流到子贡那里去了”的传说,在孔门高足弟子中关于子贡的研究最为迟缓。而我认为对子贡研究占据孔门研究中心的时期即将到来。
       “儒商”从词义上讲,即具有“儒家风范”的商人,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商业文化的影响。下面谈谈对儒商鼻祖子贡的认识。
        首先从子贡受教育的背影看儒商的特征。子贡是孔子高徒,有纯正儒家文化背景,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典型意义。如《论语·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是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以后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行"、即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所谓"忠",即是对上级的忠诚。而"信",则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归纳起来,无非两个内容,一是学问,包括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二是道德,主要内容是"忠信"。应该特别指出,孔子认为,在学问与道德之间。《论语·学而》篇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倡导的先后顺序是,先讲求道德,如孝、悌、信、仁等。其次才是社会经验,最后"有余力",才"学文"。做人重于做学问。孔子尤其重视道德,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求富取利无可非议,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对此孔子引出了一个"义"的概念。"义者宜也",实际是一个道德尺寸,合适才能干。《论语·颜渊》篇载:子贡与孔子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推而广之,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子的教诲,对子贡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孔子不仅讲“信”,而且还特别强调“恕”。《论语·卫灵公》篇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另一场合,他还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的“己欲立而欲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方法。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所以可以用自己的感情去推度别人的体验,也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子贡以儒家的思想道德用于经济活动之中。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道德教育,孔子特别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如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能象器皿,仅具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是“博学而所成名”,多能是君五的特征之一(《论语·子罕》)。有一次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指宗庙祭祀中盛放黍稞的器皿,虽然自指的“大器”“重器”,孔子的理想人才是“不器之器”的全才。而子贡努力做了,并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以孔子为榜样,全面发展。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全面的奇才。
        论道德。子贡为孔子守丧时间最长,《史记·孔子史家》载:“孔子张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决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礼记》载:“孔子丧事上,弟子们不知道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现在大家给先生办丧事就该像父亲去世一样。”历代受名人的赞扬。
        论政事。“常相鲁、卫”,从事外交,政绩卓著,誉倾列国,享有盛名。齐晏子说:“国士无双”。
        论口才。出使列国,与诸侯分庭抗礼,《史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以辩才多次保卫了鲁、卫的尊严。
        在经济活动中,“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由上述可以归纳出“儒商”的特征之一是:将讲道德、有文化,而且是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从子贡的经商之道看儒商的特征。由其经商,关于子贡记载,史料很少,仅见于《论语》《孔子家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篇。但从这些材料中,仍然能窥见子贡的经商之道的一切基本东西。《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好废举,于时转赀(资)。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所谓“好废举”、“废举”又作“废著”、“积著”。裴驷的《集解》说:“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刘氏云:废谓物贵而收买之,举谓物戝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子贡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年,其时已出现了铁器牛耕,引起了当时生产力的大发展,商品经济也盛极一时。作为“达人”“哲人”的子贡从对社会的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悟出了社会经济与个人致富之道。子贡见多识广,反映敏捷、具有经商之天才,善于掌握市场信息,特别有眼光,“亿则屡中”,“亿”是预测物价的涨落,非常准确,所以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商。“废著”理论的核心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所谓“与时逐”指重在研究经济规律,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商机。所谓“不责于人”,《索隐》解释说:“择人而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亦即指在商业中讲信用不坑害人的意思。子贡就是:“与时逐而不责与人”的典范。把握商机、而不是在算计人上,这就是“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外读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反映了子贡鲜明的性格特征,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喜扬人之美”,指对符合道德的经营行为常予褒奖,说明了一种与人为善的大度;“不能匿人之过”,指对违反道德行为的不能容忍,给与揭露,这即是一种责任的体现,也反映了儒家的道德价值取向。
        儒商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责任感。深沉的责任感是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也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之一,子贡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子贡常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自勉。曾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呼?”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呼!尧、舜其犹病诸!”(《论语》)由些可见子贡的世向。子贡经商成功后,仗义疏财、回报社会。“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可见子贡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博大胸怀的人。日本作家在《孔子》一书中说:孔子在中原游说十四年之费用,全部由子贡在国与国做大买卖支援。孔子的葬议,众弟子三年服丧的巨额费用,全由子贡负担的。孔子在各地流浪旅行,如果没有子贡,仅靠子路、颜回二人是不行的,必定会被四处驱赶,徘徊荒野,忍饥受饿,能否回到鲁都,是值得怀疑的。可见子贡的胸怀之大,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
     山东省郓城林集  端木庆仕  2004年7月10日 撰文
     源自:http://www.kong.org.cn/bbs2/a/a.asp?B=96&ID=29534
   
                                                                      中国儒商第一人——端木子贡
                                                                              摘<仗剑书生>文
  中国传统的儒商在经商实践中贯穿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从春秋时期“富而好行其德”的陶朱公范蠡,到后来的晋商、徽商等商帮组织,以至现当代的陈嘉庚、李嘉诚、霍英东等大企业家,无一不在商业界留下佳话,成为儒商文化的杰出代表。追溯儒商的渊源,其发轫者当推儒学初创伊始亲聆孔子耳提面命多年的杰出弟子子贡。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另字子赣,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收徒三千,“授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尤为卓著者,乃“德行科之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之冉有、季路;言语科之宰我、子贡;文学科之子游、子夏”,此十人中,惟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谓其喜欢贱买贵卖以殖其资,预测商情又往往十有九中,终致家累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将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第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学出身经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号召每个弟子要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向,子贡可谓其先行者。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藉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论语》中记录弟子向孔子请教者以子贡居多。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可也;子贡问怎样能成为“士”,孔子告诉他,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者言必行行必果。在如何交友问题上,他得到的教诲是要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子贡还讨教处事格言,孔子告诫他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处处用心,几乎无所不问,并深刻领会,触类旁通,孔子也禁不住赞其聪慧过人“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孔子的教导对子贡后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弗如。有人赞他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孝道实儒学核心,孔子逝后,子贡在其墓地坚持守孝六年乃出,身示天下。 
  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实不愧为儒商之鼻祖,仍堪做今日商界之楷模。

    儒商定义:悟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的文化商人。
    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
    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
    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摘《守财女》评论:
    子贡年纪较小,入门也晚,由于他能言善辩,长的一表人才,他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孔子曾将他比成琏瑚,这是很高的评论。子贡常年经商在外,对光大孔门有很大的贡献,据说孔子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见上子贡一面。孔子死后,其它弟子都守了三年孝,惟独子贡守孝六年,可见其师徒情义。《论语》中孔的弟子里,出了颜回曾子和子路,出现最多的就是子贡了,因此将他也忝列四大弟子之中。
        源自:http://www.kong.org.cn/bbs2/a/a.asp?B=96&ID=28994
端木氏始祖先贤黎阳公《端木子贡》年表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端木氏宗谱)
 
                                                       始祖先贤黎阳公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辛巳二月廿七日。

        太夫人梦神赐以宝玉,因名曰赐,字子赣,又字子贡,生有异相,其山庭斗口,天性至孝,资禀颖异, 三岁既知人善恶。妍媸十八岁,游於鲁,闻孔子在阙里心窃景仰之。遂执贽往见而受业焉。材长言语学悟性天自颜子而外。师弟莫逆者称最焉。历仕鲁、卫、齐、楚诸国,结驷连骑,家累千金.夫人句氏。炅享寿六十有五,以十月初一寿终於齐,其子炅卜葬於大伾山之阳。

    一岁(公元前520年)至十七岁在卫
    十八岁(公元前503年)游於鲁执赞往见孔子既受业问曰赐何如人也孔子曰女器也何器也孔子曰瑚琏也
    十九岁(公元前502年)在鲁孔子由司空为大司冠从之
    二十岁(公元前501年) 二十一岁(公元前500年)孔子为鲁司冠摄行相事从之有诛少正卯之问
    二十二岁(公元前499未年) 二十三岁(公元前498年)孔子言於定公堕三都从之
    二十四岁(公元前497年)在卫娶夫人句氏
    二十五岁(公元前496年)子炅生是年从孔子去卫适陈过匡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围之
    二十六岁(公元前495年)为鲁大夫邾隐公来朝有夫礼生死存亡之体也之语
    二十七岁(公元前494年)从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焉其头似尧其颈似皋陶其肩似子产云云
    二十八岁(公元前493年)以孔子在卫灵公不能用将西见赵简子临河而返子贡趋而进曰云云
    二十九岁(公元前492年)以孔子在陈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三十岁(公元前491年)从孔子自陈适蔡
    三十一(公元前490年)岁从孔子自蔡如叶即而去叶返蔡
    三十二(公元前489年)岁孔子厄於陈蔡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之然后得免     
    三十三(公元前488年)岁鲁哀公七年公会吴於鄫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然后得巳
    三十四(公元前487年)岁仕於楚为信阳宰将行辞於孔子孔子训於勤之慎之奉天之时等语
    三十五岁(公元前486年) 三十六岁在楚
    三十七岁(公元前484年)孔子在卫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子贡从之
    三十八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公会吴於橐皋吴子使太宰嚭寻盟公不悦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云云
    三十九岁(公元前482年)从孔子叙事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之语
    四十岁(公元前481年)从孔子观麟有夫子何泣也之问
    四十一岁(公元前480年)为鲁使於齐
    四十二岁(公元前479年)孔子病子贡往见夫子泣曰赐来何迟语以两楹之梦寝疾七日而殁子贡经营丧事修葺墓道行心丧礼庐墓三年诸弟子治任皆归子贡不忍遽去筑室於场植楷树於墓傍独居三年然后归
    四十三岁(公元前478年)在圣墓
    四十四岁(公元前477年)在圣墓
    四十五岁(公元前476年)在圣墓
    四十六岁(公元前475年)在圣墓
    四十七岁(公元前474年)在圣墓
    四十八岁(公元前473年)去圣墓返卫
    四十九岁(公元前472年)在卫
    五十岁(公元前471年)在卫
    五十一岁(公元前470年)至鲁哀公留之季康子等忌之而不能用遂去鲁返卫
    五十二岁(公元前469年)在卫
    五十三岁(公元前468年)相卫季康子耻从越盟曰子贡在鲁吾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临难顾召之乎
    五十四岁(公元前467年)相卫
    五十五岁(公元前466年)齐以币来聘逐之齐
    五十六岁(公元前465年)仕齐
    五十七岁(公元前464年)仕齐
    五十八岁(公元前463年)去齐返卫
    五十九岁(公元前462年)在卫
    六十岁(公元前461年)在卫
    六十一岁(公元前460年)在卫
    六十二岁(公元前459年)在卫
    六十三岁(公元前458年)齐复以币来聘
    六十四岁(公元前456年)仕齐
    六十五岁(公元前456年)仕齐十月一日寿终於齐葬大伾山题曰黎公子贡之墓
        源自:端木氏始祖先贤黎阳公《端木子贡》年表    
              http://www.kong.org.cn/bbs2/a/a.asp?B=96&ID=28994

                                                             儒商之祖端木子贡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名称。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贱商。春秋以前,虽然士为四民之首,而商居四民之末,但商尚未遭人轻贱。自儒术被定为社会意识形态中之一尊,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则不断下降,直至到了遭人鄙视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儒而贱商的基本取向,毫无疑问地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回溯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尊儒贱商的根源,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我们知道,儒与商相较,商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商之名与商朝之名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传,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人名为王亥。他曾经训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曾带领其部落的人远足,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使大家都感到便利。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很快地富裕起来,其后世子孙汤宣威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儒之名源于相礼,而相礼之事亦相当古老。然而,礼毕竟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有比较发达的政治文明之后才有比较完备的礼,而有了比较完备的礼之后,才需要懂礼之人做相礼之事。因此,最早的相礼之人生年再早恐怕也早不过商祖王亥。儒作为相礼之名,是从孔子起才为人所广泛知晓的。孔夫子早年做相礼之事,成年后创立了学派,人们因其曾为相礼之事或善为相礼之事而称其学派为儒。如果说商之名始于王亥,儒之名始于孔子,那么商和儒各自的历史长短是不言而喻的。

  把儒和商结合起来的人,首推孔子的高足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为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儒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同时也经营商品。他在儒学上有极高的成就,在经商上赚了不少钱财,富至结驷连骑。孔子周游列国,曾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然而,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将更加艰难。孔子对于子贡学儒和经商不但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非议,而且在心底里还颇为欣赏。仔细品味《论语》中所记孔子“忆则屡中”那句话,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能够成为儒商之祖的人,当然得有极优秀的品质和绝项的聪明。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之中,最有成就的有七十二贤。在七十二贤中,绝顶聪明的有两个人,那就是颜渊和子贡。据论语记载,孔子尝问子贡“汝与回塾愈”问题,意思是: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优秀些?子贡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赐也何敢望回!意思是:我怎么敢与颜回比呢,颜回从老师您那里听到一个道理,就能够推知十个道理。我从老师您那里听到一个道理,不过能推知两个道理。我怎么敢给颜回比呢!”孔子听了子贡的一番话后,明确地表示赞同子贡的话。

  颜回和子贡,是孔子最为欣赏的两个弟子。而这两个人却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命运。颜回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聪明绝项而有竭尽才智之时。子贡称赞其闻一以知十,虽然有过誉的成份,但显然从心底里对其也十分佩服。然而,《论语》中所载颜回“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欲罢不能”之类的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以至于颜回竭尽全部心智也无法全部领略。他年纪轻轻却头发皆白,说明他说自己才智竭尽确非虚言。其二,学习极其刻苦,德业每天都有进步。孔子尝赞叹地说自从颜回去世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好学”的人了。说只看到他进步,没有看到他停止。其三,品德高尚。孔子尝表扬他“不贰过”,尝赞叹地说“贤哉,回也!”其四,十分贫穷。《论语》载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能以快乐的态度忍受“人不堪其忧”之忧。子贡也有四个特点:其一,聪明绝项而无竭尽才智之时。子贡在他崇拜景仰的老师孔子跟前敢说自己“闻一以知二”,且孔子并不以为他吹牛,足见其聪明非常人所能及。他回答孔子所问之巧妙,贬己扬人之自然,确实令人佩服。其二,学习效果奇佳。纵观《论语》中他与孔子的对答,孔子许多精湛的思想和传世的言论都是经他问出来的。其三,品德高尚。《论语》尝载当时就有人认为子贡已经超过了其师孔子,但他自己对于老师却极其尊敬和维护。《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本人及其同门对他有任何的品德上的非议。在孔子去世后,他曾单独在孔子墓旁守丧六年。其四,十分富足。他经商有道,赚了不少钱,《庄子》记他结驷连骑去看同门师兄弟原宪。此外,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不同的,颜回早夭,子贡终老。

  孔子对于这两个得意弟子都非常珍爱,但对他们的态度和评价却不尽相同。孔子对于颜回:称赞其安贫乐道的态度,佩服其好学的精神,叹息其很差劲的命运。孔子对于子贡:欣赏他的聪明才智,佩服他无碍的辩才和游刃有余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生财之道。从《论语》所载孔子尝问子贡“汝与回孰愈”看,孔子是抑子贡而奖颜回的。孔子对于两人都有一句批评:说颜回对孔子自己没有什么帮助,说子贡在自己死后将有所退步。

  照我的观点来看,子贡乃孔门第一人。他德才兼备,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不仅有极高的智商、深湛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而且还极其干练,具有极强的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在他面前,似乎没有什么难事。《史记·仲尼第子列传》对他的记述可能不尽确实,但说明他人所难及的才能是被当时和后来人所景仰的。《论语》的编辑者虽为曾参和有若的弟子,但对子贡是充满敬意的,否则其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记载,就不会有对他那么多赞誉的话。他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有那么多的财富,又有那么好的命运,除了他出类拔萃的德才之外,还得力于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开阔的心胸。

  从《论语》及其他历史文献关于子贡的全部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子贡更像孔子。孔子有大智慧,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论语》所载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塾愈”章可以看出;孔子有大道德,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论语》所载别人对他的赞美中可以看出;孔子有真性情,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子贡单独为孔子守丧六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有真才干,为司寇尝出色地治理鲁国,出使他国尝为鲁君争回面子和尊严,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他做为使节的交往和财产的治理上可以看出。孟子曾经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而子贡也同样如此。《战国策·赵策》云:“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谦司时。时贱而卖,虽贵已贱矣;时贵而买,虽贱已贵矣”这里讲出了“良商”的基本素质“司时”。子贡是买卖的大行家,必然深通司时之道。

  我还认为,子贡领会和把握了孔子的全部思想及其精髓,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的继承者,是得孔子之道最全的人。其他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去,而子贡独守六年,说明他本身就是以孔门的继承者自任的。在这六年之中,以子贡如此人才,决不会只尽守墓之责,其余则无所事事。整理孔子的遗训,完成孔子未竟之业,是他必做的功课。《荀子》书中把仲尼、子弓并称,认子弓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我怀疑这个“子弓”即是子贡,只不过是楚音不清而导致字错罢了。这正如书中“孙”和“荀”二字因音近而相错一般。当然,这需要做一番认真的考证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  
                                                                            二
  儒商之祖子贡生前比颜回要幸运得多,但其身后却比颜回生前更为不幸。颜回早夭,生前没有什么成就,但在死后却博得“述圣”之名。人们总是孔颜并提,而早忘却了比颜回更了不起的子贡。甚至以鲁钝著称且不被孔子特别寄予厚望的曾参,其名望也远远超过了子贡,以“宗圣”标名史册。虽然孔子评价由于满足于求道尚德重孝的颜回、曾参被特别加以推崇,中国文化也成了一种崇尚道德而不重视实务的文化。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何在?这是有待于我们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它不只牵涉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它还关系到对孔子之道正统的认识。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人对“至圣先师”孔子某些言论的误解,二是因为某些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三是因为后代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

  关于后人对孔子某些言论的误解。我在前面说过,孔子曾把回、赐二人放在一起让子贡本人进行评价,而且对于子贡本人的评价结果还予以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没有让另一个当事人颜回也进行评价。孔子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孔子屡次赞扬颜回“好学”、“不贰过”、“未见其止”、“贤哉”等等,而不见褒奖子贡的话,反而说某些德行子贡做不到这又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反而是孔子对于子贡寄予厚望的表现。寄望厚,则责之严。子贡如此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当然知道孔夫子的深意,如果没有知遇之恩的话,他为何要为孔子守丧守上六年呢?后人不察,只从表面看问题,便真的以为颜回远远胜过了子贡,颜回闻一能知十,子贡不过闻一以知二。孰不知子贡说自己“闻一以知二”是自谦之辞,而称道颜回“闻一以知十”是夸奖之语啊!在老师跟前说自己“闻一以知二”,虽为自谦却不妄自菲薄,且不无自得之意;说颜回“闻一以知十”,虽有虚誉之意,其诚心赞扬却也溢出言表。南北朝时的谢灵运曾经称道曹植,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健独得八斗,天下人才共一斗,他自己的才也不过一斗。在夸曹植的时候,顺便也讲了一下他自己。这看起来谦虚,实则骄傲得紧。不过,他自夸得并不高明,只不过是拾子贡的牙慧而已。子贡自称,说得不露自夸之意,连孔子都觉得他够谦虚,并且两千年之后还让人觉得是真的。谢灵运的自道,却让人一看就知其自命不凡,距实情相差甚远,让人打死都不会相信。

  子贡货殖,而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话,这也被误解为是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鄙视。其实,孔子并不鄙视货殖,像他那样一个对历史极其熟悉又对祖先极端孝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视经商。孔子是殷商的后代,并自称是“殷人”,他的祖上王亥曾是经商之人,因而他当然不会因此而看不起子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位”或“名分”的意义上说的。君子是指在位者、当权者,犹如“大人”,小人指的是无位者、非当权者,犹如“小民”。在位掌权者不谋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仅谋求一己之私利,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之中,故当喻于义。那个时代,不实行民主,当然小民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求利以养父母和家人。在那样一个实行宗法等级制的时代,“喻于义者”必是钟鸣鼎食之人,而“喻于利者”则有繁重的税赋和劳役,难免冻馁之苦。因而,孔子有感而发,说富而可求的话,虽执鞭之士他也愿意去追求。孔子这些话,那里是在针对子贡啊!

  子贡绝顶聪明,而孔子又说自己身后子贡将必将退步云云。这也被一些人理解成子贡终不能成大器的根据之一。其实,孔子只不过是说:“子贡这个人天份太高了,你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人在我死后能和他切磋学问,他怎么能够进步呢?真可惜啊!”如果孔子不是这个意思,子贡如此出色,何以别人能进步,而子贡却不能呢?

  关于某些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有些事情是后人难以了解的。子贡在孔子的墓旁守丧六年,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在晚年又干了些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难道他这样一个人会虚度年华么?如果有著述,现在史上许多无编撰人的书中哪些是他的著述?如果子弓真的就是子贡,而秉承他思想的荀子却又培养出了韩非、李斯这样的人物;信奉韩非、李斯学说的秦始皇却又来了个灭儒运动,焚儒之书,坑儒之士。这样一个结果,让人们如何来称道和传扬他及其他这一系?传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而荀子称道的真正继孔子正统的子弓为何不见于经传?这些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

  关于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在中国古代,数千年来都是家天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是世袭而定的,除非改朝换代。治理天下的法术,统治者从来都不希望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更不希望这个掌握治道的人在社会上培养出一大批治理天下的能人。孔子当年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门下的能人太多了,而让所有掌握权力的诸侯们感到把权力交到他手里不放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虽然常受到强敌的威胁,但毕竟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觉得可靠。到了封建大一统时代,外部的强敌消失了,在统治者的眼里确保统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最合胃口的?当然是那种才能不高而又极其忠诚温顺的人。因此,忠孝之德才是他们最欣赏的,是最想提倡的。颜回的安贫乐道,让人不造反;曾参特重的孝道和思想,有利于维护权威和忠于君主;孟子、董仲舒等人的“何必曰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观念,让人不与统治者争利。因此,它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皇家表彰、推行的对象。

    对于从统治阶级那里分得了一杯羹的文人来说,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处世的态度和思想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来说多么地重要。才高有才高之害,这是数千年来人们积累的经验之谈。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成为人所共知。其实,在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眼中,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孔子的时代起,龙的命运不如虫,凤的命运不如雀。老子被孔子赞叹为龙,最后隐居去了。孔子被人视为凤,最后还不是不得志而终?子贡这样的人物,又怎么能有例外呢?鲁钝者比智慧者受尊崇,偏于德者比德才兼备者受尊崇,这是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封建文化雕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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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横家的鼻祖-子贡  
   
     2006-6-13 12:03:30  
    我们都听说过“合纵”与“连横”这两个词,很有纵横捭阖的气势。其实这两个词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七国并立,秦国最强。有一些说客帮助六国出主意,主张六国结成联盟,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这种政策叫做“合纵”。还有一些说客帮助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他们靠拢秦国,去攻击别的国家,这种政策叫做“连横”。其实,这些说客并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不过凭他们能说会道的嘴皮子混饭吃,不管哪国诸侯,不管哪种主张,只要谁能给他做大官就行。
  在这些说客中,最出名的要数张仪和苏秦。这两人是师兄弟,张仪后来当了秦国的相国,主张“连横”;苏秦则当上了六国的相国,主张“合纵”。
  张仪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时穷困潦倒,于是跑到楚国去游说,可是楚王没接见他。楚国的令尹昭阳偶然见到了张仪,于是将他留在家里作门客。昭阳为楚国立下不少战功,楚王将楚国的镇国之宝和氏璧赏赐给了昭阳。有一天,大家都到昭阳家里去见识和氏璧的神奇,看它如何在黑暗中发光。就在这次宴会上,和氏璧竟然离奇失踪。众人都怀疑是家穷的张仪偷了和氏璧,昭阳于是把张仪抓起来打个半死。张仪并没有偷和氏璧,死也不肯承认。张仪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他妻子抚摸着张仪满身的伤痕,心疼地说:“你要是不读书,不出去谋官做,哪会受这样的委屈!”张仪张开嘴,问妻子说:“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说:“舌头当然还长着。”张仪笑着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愁没有出路。”后来,张仪到了秦国,凭他的口才,果然得到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后人将张仪视为纵横家的典范,其实,在张仪之前,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
  春秋的时候,田常打算在齐国作乱,但惧怕同朝的大臣鲍晏,因此要发兵征伐鲁国,以分散大臣们对内政的注意力。
  孔子听说后,对他的弟子说:“鲁国是我们祖宗坟墓的所在地,你们谁去制止齐国的攻伐呢?”孔子的学生子路请求出使齐国,被孔子制止了;子张、子石提出要求,孔子也不同意。子贡请求去说服田常,孔子同意了。
  子贡来见田常,说:“你进攻鲁国可是个大错呀!鲁国是个难伐之国,因为它的城墙又薄又矮,土地又少而且不丰饶,国君愚昧而且不仁,大臣们虚伪而无能,军卒百姓又特别不愿意打仗。因此,你可不要去进攻鲁国。你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又高又厚,土地广阔而且富饶,它的盔甲坚韧、戈矛锋利,军队很多,兵精粮足,将军勇武善战,特别易于攻打。”
  田常听了,愤然变色说:“容易攻打的你说难伐,难于攻打的你说好伐。你用这些是非颠倒的话来劝我,目的何在?”
  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内的要攻强,忧患在外的要攻弱。如果你去攻鲁国,一战而胜,那么齐王就会更加骄横,恣意妄为,大臣也会纷纷争名夺利。齐王骄横,必然疏远你;大臣相争,必然攻讦你。这样,别说你在齐国想谋大事,就是处境也有些危险。而去征讨吴国就不同了,攻打吴国一时难于取胜,那么士卒死在国外,有能力的大臣都派到前线,百姓对齐王满怀怨恨。这样,在大臣中你没有劲敌,齐王又孤立无靠,能操纵齐国命运的,就只有你了,那时候,你想干什么都好办。”
  田常听了,连声称赞:“果然是好主意!可是我已经向鲁国发兵了,如果半途中转而攻吴,必然引起别人怀疑。这可怎么办呢?”子贡说:“你先下令按兵不动,我去吴国劝说吴王,让他派兵去救鲁,那时你就可以对吴国开战了。”田常非常高兴,便请子贡快去。
  子贡见了吴王,说:“我听说齐国已出兵攻打鲁国,我为大王担忧啊!吴、齐现在国力差不多,可一旦齐国吞并了鲁国,那吴国就处于劣势了。那时吴国要想称霸就难了。现在,你应该趁机出兵进攻齐国,宣称是为了主持正义,救援弱小的鲁国。这样在诸侯中得了好名声,又趁齐国军队对鲁作战,国内空虚,夺取它大片的土地城池。真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做到这一步,另一个强国晋国也会向吴国屈服,吴国称霸天下的局势就形成了。”
  吴王听了,连称:“好计!”但是他说:“不过,我曾经打败过越国。越国现在表面上服从我,但我听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暗中训练士兵,对我有报复之心。等我把越国消灭了再按你的计策行事吧!”
  子贡说:“如果你先对越国作战,等打完仗,鲁国就已经被齐国吞并了,机会就已丧失。再说越国是比鲁国更弱的国家,你已经与人家订立盟约,允许越国存在。假如你现在不攻齐而伐越,会被认为你一是欺弱怕强,二是不讲信义背弃盟约,三是见难不救。有这三条,霸业就有落空的危险。如果你实在对越国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到越国去,让越王派兵随从你一起对齐作战。这样,不但使越国空虚了,又能让你得到勇于相助的好名声。您看好不好?”
  吴王听了,赶紧说:“如果越国出兵跟随我,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一定立即攻打齐国。”子贡于是动身又到越国去。
  越王勾践听说孔子的高徒要来,立即修整道路,亲自到郊外迎接。子贡到了,勾践又亲自驾车,把子贡送到馆舍。
  勾践向子贡说:“越国是南方偏僻的小国,大夫为什么肯屈尊前来呀?”
  子贡说:“我刚见过吴王,他准备出兵攻打齐国,但听说越国要对他进行报复,而让人生疑心,有报复别人的打算,让人家知道,那就危险了呀!”
  越王说:“我被吴国打败,备受屈辱,对吴王确实恨之入骨。即使我和吴王同时死去,也心甘情愿!”并且问子贡有没有什么办法。
  子贡说:“吴王这个人十分骄横。你现在要用最谦恭的态度去打消他的疑心,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你主动表示要出兵跟随他去诈战。这样,他就会暂时放弃对你越国的征讨,先去攻齐。如果他攻齐失败了,这是你的福气,可趁机报复地。如果他攻齐胜利了,为了霸业必然要乘胜再去攻打晋国。我打算到晋国去,请晋国做好迎击吴国的准备。那时,吴国的精锐军队已在齐国损失不少,欲攻晋必然再从国内调兵。当吴国大军远离国土和晋国激战的时候,你再趁虚攻打吴国,灭吴就必定能成功!”
  越王大喜过望,要用重礼酬谢子贡,子贡谢绝了,并请越王先去向吴王报告,说越国对吴国绝无二心,欣然同意派兵跟随吴王作战。吴王遂发九郡之兵向齐宣战。
  子贡又赶到晋国,对晋国国君说:“我听说,不事先考虑好方案,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如今吴国就要和齐国打仗了,双方不论哪一方获胜,都必然乘胜攻晋,建立霸业。”
  晋国国君听了很恐惧,赶紧问:“这该怎么办呢?”子贡说:“吴国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从现在起,晋国赶紧训练军队,准备同吴国作战。”晋国君点头同意。子贡这才回到了鲁国。
  果然,吴军与齐军在艾陵交战,吴军获胜,移兵攻晋。晋国已有准备,在黄池打垮了吴军。越国得到消息,出兵袭击吴国。吴王带领败兵赶回国内,与越军战于五湖,没能打退越军,都城失守。越军杀死了吴王夫差。越国灭亡了吴国,在东南一带称霸。
  子贡这一趟出使的结果,保存了鲁国,搞乱了齐国,使吴国灭亡,晋国强盛,越国称霸,五个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有人评价说,子贡实在是后来纵横家的鼻祖。 
       来源:http://power.jobems.com/Blog/blog_99914_1_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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