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一卷(2005-2006)

 

论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

王永宽

   www.hnass.com.cn  2003-11-27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淇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域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一种范围较小的地域文化,我们提出“淇河文化”的概念,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从中华文化的整体构成和发展历史这样的宏观时空观念出发,对淇河文化进行比较具体的考察,我认为淇河文化又明显地具有一种临界文化特征。当代中外不少研究人类文化的著作中,常见使用“场”的概念。所谓“场”本来是物理学名词,它的本义指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力对其存在空间的辐射与作用,如磁场、电场、引力场等。后来被借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如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他所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中译本,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无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还是文化,都是一个“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则提出“地域文化场”的说法,认为不同的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场”。这种理论为考察人类文化史与文化形态提供了一个思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及民众的生活习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各个地区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发展也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北方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西北边塞文化、南国水乡文化尽管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但彼此互异的个性也是很明显的。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我国的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在西周、东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当代人们谈论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常常习惯于用周代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国的名称来表述,如把北方称为燕赵文化,西部称为秦晋文化,山东称为齐鲁文化,东南称为吴越文化,两湖等地称为楚文化,中原称为郑卫文化。两广一带是周朝势力尚未达到而在后世逐步开发的地区,当代称之为岭南文化。

        博大丰厚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大体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化板块组成的。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场;在中国范围内,每一个文化板块则是一个较小的地域文化场。当然,构成中华文化的各个文化板块,其内涵与特征的差异是相对的。互相之间存在着依存、共生、交融的基础,一般情况下并不必然表现为对立或对抗。同时,各个文化板块形成的文化场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内涵与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变化。而且,各个文化板块内部的不同区域又可以相对地分为较小的板块,分别成为较小的地域文化场,这较小的地域文化场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秦晋文化可分为秦文化和晋文化,燕赵文化可分为燕文化和赵文化等等,仔细考察起来都可以发现彼此之间的共性与个性。

        现在我们要论述的淇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属于郑卫文化板块。由于郑卫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中部,是被称为“中原”的主要地区,因此,可以说郑卫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非常悠久,早在郑卫成为周朝的分封地之前很早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化源头。因此,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部分被称为河洛文化。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后来的夏文化、殷商文化、郑卫文化、中原文化,可以探寻到河洛文化逐步发展与兴盛的大致轨迹。当代所谓的豫北地区,即淇河、卫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位居中原的北部,这里的地域文化场,相对于郑文化来说可称为卫文化,相对于河洛文化来说即可称为淇河文化。

        如果把淇河文化从河洛文化的体系中单独立案考察,或者说把卫文化作为相对于郑文化的独立地域文化场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淇河文化(卫文化)正处于构成中华文化的几个较大文化板块之间,即处于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郑文化的结合部。这是一个特殊的临界位置,因此,淇河文化也就必然具有特殊的临界文化特征。构成中华文化的几个较大文化板块,各自的文化特征是比较明显的。燕赵在中国北方,气候寒冷,农业人口和游牧民族接触较早,在长期的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冲突和剧烈摩擦中交流、碰撞、融合,形成了民风剽悍、尚武重义的文化精神。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之后,燕赵之风越来越表现出同中原及南方迥异的特点。尚武重义的信念,助长着人们的豪侠意识。统治者千方百计蓄养有才有勇之士为之效力,燕昭王以千金买千里马之骨的故事就反映着对于人才的重视,而荆轲、高渐离这些刺客、游侠的出现,正是这里的文化精神培养的结果。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反映了燕赵的文化精神在后世一直延续的状况。秦晋在中国西部,除渭河、汾河流域这些有限的农业区之外,大部分为山地和高原,气候干燥,土地贫瘠,因此这里的民风粗犷、思变,扩张心理强烈。秦始皇吞灭六国、建立起四海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是秦文化的扩张精神极端发展的结果。后世的秦晋扩张心态仍然相当突出,只是扩张的手段主要的已不是战争而是商贸,山陕会馆遍天下就分明昭示着秦晋文化特色。齐鲁雄踞东方,濒临大海,山青水秀,物阜民康,文教礼乐极其兴盛。孔、孟都诞生于齐鲁之地,同这个地域的文化积淀有直接关系。而在孔孟之后,齐鲁之地一直保持着文教礼乐的优良传统,泽被后世。南方的楚文化是比较独特的文化类型。楚地开发较晚,民族构成复杂,文化内容丰富,但后来居上,发展迅速,至春秋时已形成可以同中原文化场相抗衡的重要的地域文化场,战国时的楚国已蓄积了十分强大的文化力量。《史记·项羽本纪》中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在秦末时已有人对楚文化的力量给予了很高的估计。后世在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楚文化不断吸纳其他地域文化来发展自己,同时也延续着楚文化固有的一些特征。近代及现当代学术界常常论及的湘文化,实际上同历史上的楚文化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上中华文化形成的大的格局来看,所谓郑卫文化或中原文化处于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的包围之中,实际上也具有临界文化的性质,这里姑且不论。而处于郑卫文化场北侧的淇河文化场,由于其地域更加狭小,而且又受到郑文化的挤压。因此,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更加突出,也更加典型。其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临界文化具有兼容性。由于临界地区处于周边几个强势文化场的结合部,自然较容易接受各方面文化的优秀的、新鲜的部分,其本体文化特征则不够突出。然而,临界文化的最大特点正是这种无特点。所谓无特点并不是真的没有自身的文化特点,而是以能够兼容外来文化为特点。淇河文化形成较早,上溯寻源当属于河洛文化体系,它同郑文化是近亲关系,也具有郑文化那种厚重、古朴、稳定的文化素质和兼容精神。淇河地区西邻太行,北接赵地,东连齐鲁,这三方面的文化辐射也都直接影响着淇河文化的构成。商代后期曾建都朝歌,又迁都到殷,战国时赵国曾建都于鹤壁,都城是一个时期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时期的文化中心,这一因素更促进了此地对于周边文化的兼容。从淇河流域的古迹遗存来看,它们不仅反映着本地的文化演变状况,也反映着其他地域的文化流入状况。这里文物荟萃,古代石刻、墓葬、碑碣、寺观等有数百处,其中淇河的轩辕坟,安阳的殷墟,汤阴的比干庙、羑里城等,是河洛文化、殷商与西周文化的重要见证。孔子曾游卫,孔子的学生子路死在卫、葬在卫,晋公子重耳流亡时曾经过卫国的五鹿,荆轲死后在淇县有衣冠冢,这些有关的遗迹又分明是鲁文化、晋文化、燕文化的重要见证。从宗教遗迹来看,浚县有后赵时的大石佛、北魏时的天宁寺和明代的道教名胜碧霞宫,更奇异的是鹤壁附近张陆沟有宋代的“三教洞”,同时供奉如来佛、孔子、老子像,这些事例反映了这个地域对各种宗教也都能兼容的情形。从此地居民的民族构成来看,现在的淇县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不但有北方的回族、满族、蒙古族,而且有南方及西南方的壮族、彝族、白族、藏族、傣族、黎族、水族、土家族、布依族、拉祜族等。一个普通的北方小县的居民中能够同时有这么多少数民族,是非常罕见的。淇河流域能兼容各地文化,这是淇河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在这里不仅可以领略到郑卫文化的遗风,而且可以同时领略到齐鲁、秦晋、燕赵乃至全国各地的人文精神。可以说,不到淇河,不知中原之盛,不入卫地,不知中华之大。因此,历代名人文士的四海云游必至淇卫,如果未能到此则引以为憾。东汉章帝刘火旦不远千里来游淇园,足见淇地在那时的舆论传说中已具有诱人的魅力。历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来游淇地并留下诗文题咏的,有陶渊明、骆宾王、陈子昂、王维、高适、司马光、范成大、刘基、于谦等等,可以排出很长一大串名单。他们的作品中对于淇地风物名胜及人文精神的赞颂,也反映了淇河文化吸纳外地文化的巨大包容力和深远影响。第二,临界文化具有被渗透性。地域文化场就像宇宙间的物质一样,总是要向四方扩展的。因此,某些强势文化也就必然向四周的临界地区渗透。淇河文化在历史上和郑文化共同被四周强势文化所包围,是被四周强势文化辐射和渗透的区域。郑、卫立国较早,却一直处于疲于应付的困难境地,当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逐渐演变成少数几个大国的时候,郑、卫已衰弱得微不足道了。卫国被四周强势文化辐射和渗透的情形比郑国更甚,它立国以后从来没有强盛过,一直是大国觊觎的对象。郑国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国灭掉,卫国虽然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09年亡于秦,但卫国原有的领地早已被撕裂殆尽。淇河流域先后被晋、赵、魏划归本国版图,东部则被齐国占据。终春秋、战国之世,淇河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和政权更迭为四周的强势文化对于这个地区的渗透提供了文化融合的背景。战国时期,鬼谷子王诩在淇县的云梦山讲学,培养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著名的纵横家、军事家,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军校”,正是上述文化融合的大背景的必然产物。一个地区如果在政治上难以守定相对固定的疆界,那么也就难以守定自身相对固定的文化属性。

         临界地域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于自身文化传统来说固然是一种冲击和破坏,但是应该看到,各方面的强势文化在此地域的渗透的过程,也必然激活本地域的文化创造,对本地域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常见的。比如,近代中国沿海的几个开放较早的口岸城市(尽管这种开放是被迫的)如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对于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来说,是一种临界区域。在西方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对中国传播与渗透的过程中,这些口岸城市便显现出临界文化的特征。上海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沿海小镇发展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反映了临界文化的被渗透性带来的后果。

        各方面文化对某个区域的渗透过程中,这个地区也接受了这种渗透而显现出本地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淇河流域在历代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文化创造力旺盛,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淇河文化正是由于接受了其他地区的文化渗透,因而本地文化的复杂和多元构成非常明显。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出现在淇河流域,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决不是偶然的。在岳飞身上,具有历史上秦晋的大将风范、燕赵的豪侠气质和齐鲁的儒教传统,更具有中原文化的那种宽和、兼容的精神。这个典型的历史人物的出现,是淇河地域临界文化特征的缩影。

        第三,临界文化具有传导性。临界区域的地理位置,具有相邻的文化场彼此渗透与传输的交通条件,这使该地区的文化构成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塞的,疏导的而不是凝滞的,通连的而不是阻隔的。淇河、卫河流域平畴千里,无险可守,西边的晋人一下太行便畅通无阻,直达齐鲁,燕赵南通中原必经淇卫之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开放性,使这个地区成为历代各方政治势力争夺、逐鹿的场所,尤其是在朝代更替或社会动荡之时,这个地区的政治变动更加剧烈,同时伴随着频繁的激烈的战争。而在这种政治冲突和剧烈战争的过程中,这种临界地区忽而归属甲方,忽而归属乙方,很难成为相对稳定的中立区域。自从东周的卫国覆灭之后,这里再没有形成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势力范围。东汉末年,占领了中原的曹操和占领了燕赵的袁绍在淇、浚一带反复交战,直到袁绍一方最终在官渡之战失败后,这一带才被曹操平定。隋唐之际,李密率瓦岗军在黎阳一带征战多年,终于难以立足,这里最终归属了唐朝。北宋时期,这里又先后是北宋和辽、北宋和金对峙、争夺的地区。政治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影响了临界地区居民的人口构成,使迁徙和增减的现象非常突出;也影响了这一地区居民的文化心理,使民众对政治与社会的变动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习惯于接纳外来信息和新鲜事物。这种情况,为四方文化的交流与传输造就了便利的环境,本地民众易于接受四方文化,并自然地再向四方传播。而且,临界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条件,也是造成商业与贸易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淇河、卫河流域在历史上是商品流通兴起较早、民众经商风气较浓的地区,这在《诗经》中已有所反映。《卫风·氓》所写的那位求亲的青年农民“抱布贸丝”,说明当时这里的农村商品交换是十分正常的活动。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卫国人,《史记·仲尼弟子传》说他善货殖、家累千金,可见他当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依靠了子贡的经济资助。子贡成为著名商人不是偶然的,这同淇、卫地区商贸的发展和经商传统大有关系。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唐宋以后,徽州的商业贸易发展很快,以至于徽商遍布五湖四海,形成很大势力和影响,如果从文化角度探寻原因,也当是由于徽州文化处于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结合部,具有临界文化的特征所致。淇河一带的商业发展虽然没有徽州的名气大,其文化性质则是一样的。而临界地区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对文化的交流和传输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以上对于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的粗略探讨,目的是着眼于现实的文化创造,为当代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并寻求思路。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认识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可以获取几点有益的启示。第一,当代的淇河文化区应当借鉴历史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虽然在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淇河文化区的临界地理位置没有根本变化,历史形成的临界文化特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认识这一点,就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宏观的角度明确本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战略位置,利用临界优势,开阔眼界,调整思路,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本地区处于首都通往南方、内地通往沿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处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之间的重要地理位置,在开发与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机遇。关键的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打破封闭保守的观念,弘扬本地区历史上原有的对外来文化的兼容精神,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第二,当代的淇河文化应当在发挥本地优势、利用本地物资与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主动地大胆地引进外地一切先进的东西。本地丰富的物资与文化资源固然是非常宝贵的,但不能自视过高,盲目乐观,更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外。既然明确了临界文化具有被渗透的特点,就应当看到外地文化的传入是 必然的和正常的。而且,如果从加快本地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战略目的来考虑,就不能被动地等待外地先进文化的传入,而应当主动地大胆地引进。引进的内容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新的思想观念和管理办法,也包括引进物资、设备和资金等等。引进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同本地原有的物资文化基础相结合,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本地区的文化创造,加快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步伐。

        第三,当代的淇河文化区域应当针对本地的临界特点,大力发展交通与商贸。本地在历史上交通比较发达,既是南北通衢,也有西通晋中、东达泰岱的顺畅之路,淇河和卫河的水运也起着重要作用。当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本地的铁路、公路建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从新形势下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来看,已有的交通设施还是不够的。尽管南北交通已有京广铁路和京深高速公路,而东西方面,仅有铁路往东通到濮阳,往山西方面,还应使铁路和高速公路经壶关通往长治,往东还应使铁路和高速公路经台前直达泰安,与京九铁路及济南至菏泽、济南至徐州的高速公路相交。而且,在鹤壁、安阳之间应当建设一座飞机场,使本地也拥有一个货航、客航的地面站,在本地形成地空相结合的立体交通网络。随着本地交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发展本地的商业和贸易,在晋冀鲁豫的临界地区形成全国著名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而通过交通和商贸的共同发展,强化淇河、卫河区域的文化传导性,使本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出现更加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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