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一卷(2005-2006)

 

罗贯中:鹤壁许家沟人?

黄 乾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鹤壁人,是铁杆儿的水浒爱好者。他们由喜欢到痴迷,由痴迷到研究,由研究到困惑……如今已过去了30年。困惑之后,终于结出了果实。果实之一便是,淇滨区文教体局副局长王俊智等人通过长年累月的研究、考证、分析、思考,在国内外一些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三国演义》、同时也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新颖的观点——罗贯中应是河南鹤壁许家沟人。
        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对罗贯中的研究意味着深入与突破。此前有关罗贯中的生平身世,由于史料记述很少,罗贯中始终神秘莫测。作为对罗贯中文学艺术研究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罗氏生平、籍贯问题,各有说法,纷争不断。属籍方面,曾有东原、中原、钱塘、杭州人氏等多个版本;生平方面更加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罗贯中根本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而是一个平凡的“陋儒”。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史学界的基本依据是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1976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罗贯中讲史小说的真伪性质》一文,该文指出,《水浒传》对许贯忠的描写“暗嵌着描述作者意境或身世之情节”。据此观点,并依据《录鬼薄续编》中有关罗氏寥寥几笔的记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认为,罗贯中乃太原人,晚年隐居许家沟,并在此创作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年至终老而不返。
        基于著作对作者进行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王俊智等人也是由著作开始对作者进行研究的,但与其他人的研究相比,他们在论证、论据的广度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们通过对罗贯中小说语言与鹤壁方言的对比,通过书中自然、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比照,通过小说情节与淇河历史、民风民俗的比照,以及对姓氏和部分文物遗迹的研究,提出了罗贯中鹤壁人氏说,将罗贯中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
        这个观点的提出,对鹤壁人无疑是个惊喜,但是否经得起质疑、推敲或者挑战呢?

        《水浒传》中的“庞村方言”

        在论证“罗氏鹤壁人”过程中,王俊智等人发现了一个甚为明显带有鹤壁,尤其是庞村一带方言的痕迹。
        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留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千古感叹。方言是人最早认识的抽象事物,因而也是人最为顽固的一种印迹。俗话说“文如其人”,除了思想,人在行文时也必然受其方言的影响,即使字词的发音被彻底改变(如非京畿地区的人说普通话),方言中一些表意的特定词汇也很难变。尤其《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相对文言文,白话文的方言特征非常直接、明了。
        王俊智、傅玉林(淇滨区农林局干部)等人把许家沟一带方言统称为“庞村方言”。庞村地处浚县和鹤壁市郊交汇处。《鹤壁市郊区志•方言》中介绍:“郊区方言受安阳话、汤阴话影响较大,较系统地保留了古入声……庞村镇许家沟、菜庄以南,具有浚县的某些特色。”因此庞村一带是一个既有浚县方言又有市郊方言的混合、独特的方言区,有些俗语俚话,与之邻近的菜庄、宜沟以北,淇河以南地方的人都不用。在如此狭小、具体的范围内论证罗氏鹤壁人说,无异极具说服力。
        那么,罗贯中的小说中究竟有哪些“庞村方言”呢?
        《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中,武松说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不成?”其中,“没地”是典型的庞村俚话,意指“怎么、莫非、难道”。
        第二十五回中,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子”这个字庞村话读“的”,如“桌的”、“椅的”等。浚县方言则把“子(的)”省略了,读作“桌儿”、“椅yao”。因此,只有用庞村方言这句话才念得通:“你老婆不偷汉的,只偷的汉”。
        第二十一回:“宋江……腰里解下鸾袋,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头栏杆子上。”“子上”庞村话读“的浪”,如“桌的浪”、“房的浪”。所以“栏杆子上”读作“栏杆的浪”。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大量的特定词汇。如“不拣什么”(不管什么)、“齐臻臻”(整齐)、“不要怨帐”(不要埋怨)、“影着一个人”(藏着一个人)、“昏邓邓的”(灰蒙蒙)、“旋穿上裙子”(现穿上裙子)、“受尽了克剥气”(受尽了胁迫气)、“脚盆”(便盆)、“可可儿的”(真是的)、“匾扎起衣袖”(卷起袖子)、“慢丈些”(慢着点)等等,都是地道的庞村话。“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演变极慢。与许家沟近在咫尺的黑山南侧金山寺内,有一块元代圣旨碑,上面刻有蒙汉对照的两种文字。一般翻译皇上御旨的人当为本地的贤达名士,但从这块碑的汉文来看,撰写者的文字水平并不高,因为文中使用了大量口语化的方言,这倒为罗贯中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史料,而且石碑刻的年代(1312年)与罗贯中的生活年代(约1330—1400年)相近。王俊智通过对碑文与《水浒传》的语言比较,发现两者的风格极其相似。如:碑文中有“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不拣甚么物件休扯要”。“不拣”意“不管”。在《水浒传》中,“不拣”一词俯拾即是,现在庞村方言中也仍在使用这个词。
        傅玉林还做过一个比较实验。他让人分别用普通话和庞村话朗读《水浒传》,结果发现,前者读起来佶屈聱牙,后者则明显比较流畅,而且用方言朗读《水浒传》,许多词汇连文化程度不高的庞村人也能听的懂。当地人说,以前读水浒有一种亲切感,现在知道为什么感到亲切了!
        中国《水浒传》研究学会会长、历史学家何心所著《水浒研究》一书说:“自来文学家的作品,不但个人有独特的风格,而且还有平常习用的词语,往往于不知不觉中显露出来。”罗贯中由于用白话文写作,可以说他是在自觉或自然地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并将其贯穿全书。如果罗贯中不是淇河人氏,这些地道的庞村方言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于,这不仅能够有力证明罗贯中是土生土长的鹤壁人,并将其籍贯具体到了许家沟一带,同时发展,延伸了罗氏隐居地许家沟说,也为罗贯中小说语言乃至白话文的研究,提供了一重要的渊源地。此外,无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究竟是谁,都不影响作者为淇河人氏的论断。另一个重要的发现的是,罗贯中在《水浒传》中流露出的大量的故土情节,与许家沟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极为相似。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哲学家康德说过,人是社会性动物。与方言一样,人的故土情节根深蒂固。要想论证罗贯中小说中的“故土情节”与鹤壁许家沟有关,就要深入了解罗贯中的身世生平、时代背景,许家沟的民俗风情、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等情况,然后与小说全面比较,找出两者特有的、唯一的、并且普遍存在的吻合点和共通处,以此才能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孤立地仅凭几处巧合就妄下断语,也不能因为个别不合妄自菲薄,因噎废食。
        这一切,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罗贯中是鹤壁人。
        罗贯中的身世虽说扑朔迷离,但随着近几年的研究也时有发现。目前所能知道的是: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年轻时善写元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录鬼薄续编》),曾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反元起义军,并在其帐下任幕僚(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道:“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后归隐乡里,著书立说。目前被史学界确认的著作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他占据了两部。其中,《三国演义》创作在先,《水浒传》在后。艺术价值方面,《三国演义》的创作素材主要取自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而《水浒传》是作者独立创作的结果,此前虽有跟水浒相关的元宋话本、杂剧和传说,但作者对许多情节都进行了再创造,因此目前多以《水浒传》作为罗贯中研究的蓝本。
        罗贯中的青年时期,是元王朝对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时期,因此反元浪潮此起彼伏。当时在统治力量较为强大的中原地区,依然群雄纷起。1325年以后,先后有赵丑斯、郭菩萨、棒胡、刘福通、张士诚、方国珍等人领导的起义,1351年前后,许家沟附近黑山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历史上,黑山一带属于“三不管”区域,故土匪义士多出没此地,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有土匪盘踞。附近庞村一带,至今还有当年义军留下的栓马桩、防御工事、寨门楼等。如今,这里早已归于平静,但“纵死犹闻侠骨香”,这一带农舍门楣斗板上刻的,多为“仁义忠信”、“义气乾坤”之类的文字,这与《水浒传》的立书之本,何其相似乃尔!
        公元1368年,朱元璋初定天下,各方义军偃旗息鼓。据考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在历史典籍研究中,版本年代越早,越具研究价值。较早出现的一个水浒刻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一百一十五回本),上面署名“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文编集”,另有一本明万历二十四年刊刻的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中,也有“中原罗贯中编辑”的署名。
        以上这些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一是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二是罗贯中起码是中原人;三是罗贯中参加过农民起义,具有一定军事谋略经验,加之许家沟一带为土匪出没之地,忠信义气之风甚行,之前他又有撰写元杂剧和《三国演义》的经历,这些无凝为他创作《水浒传》打下了基础。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封建阶段统治下,文人著书立说,多恐于文祸,故如履薄冰,因而才有“隐语”、“谶语”(《红楼梦》中大量使用)这种隐晦锋芒、暗喻身世的写作手法。这也是罗贯中、曹雪芹等文学巨匠身世不详的原因之一。
        基于这样一些背景,以许家沟为中心,王俊智等人对罗贯中当年可能涉足的区域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划出了一个鹤壁集以南、高村以北、白寺以西、牛家山以东方圆1750平方公里、可进行立体比较的范围,然后将《水浒传》中暗嵌作者的故土情结的“意境或身世”(柳存仁语)放到这个范围内比照,结果有多处重要发现。
        最重要的一处发现,出现在《水浒传》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中。书中写隐士许贯忠(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偶遇故友浪子燕青,引燕青回“蜗居”路线、沿途景点的描写,以及籍属的交待,不仅是王俊智等人“罗氏籍属许家沟说”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孟繁仁“罗氏隐居许家沟说”的出处。文中写道——
        且说燕青与许贯忠两人各上了马,离了双林镇,望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岗,前面却是山僻小路,转过一条大溪,约行了三十余里,许贯忠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敝庐所在。”又行了十数里,才到山中。
        文中交待的行进路线,王俊智、傅玉林等人做过实地考察,认为路线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白寺、钜桥、大赉店一线,而是一条古时小路。这条路现在仍在走,沿此路走,不仅沿途景观与书中的描写更加吻合,而且距离、时程也基本一致。他们对段文字的解释是——许贯忠引着燕青从浚县城(双林镇)出发,朝向西北,穿过象山一条小路(山僻小路),过了永通河(一条大溪),这里距浚县城约30里(约行了三十余里),然后走到了黑山(兀那高峻的山中)脚下,又走了十数里(又行了十数里),才来到许家沟。
        这一回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论据,燕青向宋江引荐许贯忠时,作者指出许贯忠是“大名府浚县地方人”。明初许家沟隶属大名府管辖。
        罗贯中在第一百一回中,提到了一座叫“金山”的山,这引起了王俊智的重视。因为距许家沟东北方3.5华里处,也有一座山叫“金山”(即黑山)。此金山会不会就是书中所说的“金山”呢?
        金山位于鹤壁西北,也叫黑山、墨山,《资治通鉴》中所载“纣都朝歌在今县西,县西北有黑山”,即指此山。金山地势险峻,重峦叠翠,南面不远处,是依山东流的淇河。山中有北宋嘉佑年间皇封御建的“金山嘉佑禅寺”一座,据碑文记载,香火最旺时,有僧众五百员,禅林数千亩,《白蛇传》的故事据说就发端于此。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水浒传》开篇第一回便提到,金山寺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三日开始建造的,书中一百零八位好汉就出自金山一带。
        从距离上判断,金山与许家沟不过四五里,假如“罗氏许家沟人”的说法成立,很难想象罗贯中不熟悉这座山。因此王俊智认为,金山极可能就是梁山泊的原型,金山寺是聚义厅的原型,而附近的寒坡洞,也很像书中描写的山南水寨。
        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写道:“又过了两座关隘,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定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
        金山寺周围,群山环伺,峰峦迭起,寺院就建在山间一块平整地带,而且寺院东西南北各二三十丈,踞地五百余丈,与书中的描写非常相似,连正门、耳房也如出一辙。
        接下来,写林冲三下水浒大寨纳投名状(入伙时先要杀个人)走过的三条小路,也很像金山。书中三条小路有西南、正东、正南三个方向,现在金山寺脚下便有与书中方向完全一致的三条小路。
        至于金山寺就是聚义厅的说法,主要出自对金山寺历史的考证。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大批寺庙的被毁。群雄一番较量后,胜者面南而居,而败者一般为了藏身,往往选择寺庙道观这样的地方隐匿萍踪,名曰遁入空门,实则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所以寺庙就成了历朝开国君主围剿的目标,或封或毁。金山寺也不例外。地势上,黑山四周河水环绕,山间林木茂密,芦荡遍野,西有旱路可通太行,退守皆宜,因此山间的金山寺就成了理想的盘踞之地。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二年,博陵张牛角和常山禇飞燕,在金山聚众百万,举事起义,袁绍、曹操先后将金山寺夷为废墟。可见此地的战略要义。
        《水浒传》第十九回写白衣秀士王伦请晁盖、公孙胜等人来山南水寨亭上筵会。书中对“山南水寨”的描写,王俊智感到这和黑山脚下的寒坡洞比较相似。寒坡洞位于淇河东畔,前观太行,左眺浮山,右接金山,距许家沟只有几里之遥,因汉时大将军韩波在此隐居而获名(以讹传讹,后念成“寒坡”),曾噪及一时。此地距金山寺六七里路,过去是金山寺的一个下院。
        金山寺东侧,有一个叫“断头沟”的地方也多次出现在书中,第十九回中,何涛划船东行,行至一个陌生的地方,向当地人应道“这里唤作断头沟,没路了。”明万历元年(1573年)《创建通济石桥记》载:“浚治迤西六十里许,地名黑山……此山麓东际有沟,曰断头。”这本书还提到,断头沟是个水泊,且势若江湖。《水浒传》第十九回描写断头沟时,有诗道:“满坡新翠盖交加,摆动芦花,绕湖面白旗缭乱,吹折昆仑山顶树,唤醒东海老龙君。”这里的“湖面”便是极好的印证。而“芦花”就更是如此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山东侧的杨小屯、蔡庄,南侧庞村和下庞,西侧许家沟、以及淇河两岸,每到秋天,芦苇翻滚如浪,蔚为壮观。而且断头沟西侧有一座龙王庙,与诗中写到的“东海老龙君”也较吻合。
        此外罗贯中对许家沟一带还有几处更加直白的描述。书中曾写到在一百单八将座次排定前有几场战斗,如“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智赚大名府”、“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龙虎山上清宫”,等等,这些地名都能在许家沟一带一一找到,或一字不差,或读音相谐,而且对应地理位置也是如此。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有这样的描写:“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离黑山偏东南不远处有三个村庄——小李庄、盖族(盖祝)和扈堂。三个村呈一线排开,位置与文中完全一致。
        第十六回,杨志与众军一行15人,押着生辰纲来到黄泥冈,书中写道:
        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深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遍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
        这里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黄泥冈就是太行山。作者很可能是把太行山东麓、淇河之滨、金山脚下的黄胶泥山冈搬到了书中,现在这一带仍称“黄泥冈十里长坡”,又称十里长冈。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开卷第一回作者写到龙虎山上清宫时,称上清宫的道长为住持,居室为方丈。众所周知,“住持”和“方丈”是佛教寺院才有的称呼,上清宫乃道观,不可能有这样的叫法。博治经史、贯学古今的罗贯中,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如果不把书中提到的“上清宫”与黑山龙虎冈东侧的上清宫遗址联系起来,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很难解释。上清宫遗址位于金山寺东侧,当地人称“大庙圪道”、“二庙圪道”、“三庙圪道”、“二楼坡”,建造时间至少当在东汉以前。罗贯中写《水浒传》时,上清宫已经败落多时年,金山寺的香火却正兴旺。也许是当地人使用“住持”、“方丈”的频率很高,或对道教不甚了解,错将“道长”称作了“方丈”,从而影响到了罗贯中。由此来看,这是一个只有当地人才可能犯的错。
        如果把以上几处串在一起,与书中作者的故土情结作一个全面、立体的比较,就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判断:罗贯中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所熟悉的许家沟一带的地情风貌的印象、感受和理解,尤其是驾驭《水浒传》这样庞大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果作者头脑中事先没一个可供承载情节的地域概念,又该如何下笔呢?

        《水浒传》和许家沟一带的百家姓

        《水浒传》一共塑造了三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不仅姓氏各有不同,就连诨号也因人而异,仅水浒好汉不重复的姓氏有77个。其中除宋江、晁盖、刘唐、杨雄、鲁智深、武松等36人系《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有记载的姓氏外,其余姓氏都是作者笔下的妙花。
        众所周知,汉民族的姓多有渊源,且族脉相承,比较固定。名则不同,因人而立,而且多有寓意,故较少重复。罗贯中在小说中需要杜撰众多人物的姓氏名号,肯定要动一番脑筋。一般来说,作者在给人物安名赋姓过程中,概不外乎以下考虑。一是根据人物性格赋名。如“李逵”,听上去雄浑有力,个性尽现,很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二是通俗易记,像“孙二娘”、“阮小二”等,朗朗上口,过眼不忘;三是隐含身世,如《红楼梦》中的“甄士隐”、“贾宝玉”;四是信手拈来,无特别用意,只作符号。这其中,姓和名又有所不同,在小说创作中,相对名来说,姓较随意,比方把李逵改叫王逵,效果也一样。因为姓在小说创作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作者在造姓时,一定会优先摄取脑海中所熟知的姓氏又必然来自周围的人,这便为研究水浒人物的姓氏名与许家沟一带姓氏的关系,提供了前提与可能。这个问题又必须概括、抽象地去理解,因为任何一种姓氏都不可能局限在特定的范畴内。就水浒姓氏和许家沟姓氏比较而言,即便在两者中找到了关联,也很可能由于缺乏排他姓而流于牵强,失去比较的意义。因此,只有从联系的普遍性入手,才可能从《水浒传》中发现许家沟姓氏的影子,以此从这个层面论证“罗氏籍属许家沟说”。
        以许家沟为中心的周围村户,姓氏与水浒人物姓氏一致者众多。如:卢营村的卢姓与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庞村的庞姓(现已外迁,但庞坟尚在)与小养由基庞万春;刘庄村的刘姓太公,辛村的吴姓与智多星吴用,郝姓与井不犴郝思文;杨小屯的杨姓与白花蛇杨春;后小屯的侯姓与通臂猿侯健,等等,还有很多。但这两者间显然缺少一个具体范畴,因此也缺乏说服力。那么,怎样才能证明水浒人物的姓氏具有许家沟姓氏的痕迹呢?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四店打探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这篇文字给出了方位和姓氏,能不能在实地找到对应的原型呢?
        许家沟四周有四个村子,分别是菜庄村、庞村、朱家村与山后村。东边菜庄村,以前是金山寺的菜园子,村里有孙姓;南边庞村,有杜姓,而且是村里的老户;西边朱家村庄,朱姓是大姓,这从村名上就不难看出来;山后村居北,村中王姓、李姓众多。这与书中的描写何其相似!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菜园子张青”的诨号,据当地人讲,蔡庄村以前就叫“蔡园子”。
        再作进一步寻找,又发现一个更为有力的论据。《水浒传》中有一个非常少见的“扈”姓——一丈青扈三娘。罗贯中为何给一丈青安了个如此生僻的姓呢?从字面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没有多少刻意之处。人在无序中选择时,逻辑上一般是简单、熟悉的优先,而选择“扈”姓显然不符合一般选择的原则。因此,惟一可能的是,罗贯中熟知这个字,并且还知道它是一姓。
        答案就在许家沟——当地人出沟进城时,路过一个叫扈堂的村子,扈堂村多数人姓扈。
对于《水浒传》“浒”这个字,王俊智有个有趣的解释。“浒”在字典中释作水边的意思,这符合水泊梁山的定义,同时也贴切王俊智的解释。王俊智是把这个字拆开来看的,左边的三点水表示淇河,右边的“许”字寓指许家沟,两者合起来,也正好暗合了许家沟紧邻淇水的实景。

        神秘的无字斗板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王俊智等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遗址的研究。
        遗址遗迹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许多历史真相的还原,都得益于一些考古、物证的发现与确认。具体到历史人物的属籍考证,物证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典籍记载,世籍家谱;二是故居宗祠,可考坟冢;三是对族支后裔的研究。通常之下这三者又互相照应,以此形成一个逻辑链。目前国内对罗贯中的研究还囿于典籍记载的范畴,王俊智等人也概莫能外。其中,对族支的研究成果不大,目前有罗氏先祖蜀上说,王俊智也提出了罗氏为许由后裔的说法。家谱方面,山西清徐发现了一本《罗氏家谱》,但上面只记载了“次子外出”四个字,“次子”究竟是不是罗贯中,还有待定论,故居宗祠的研究也谈不上什么突破。
        1998年,王俊智在许家沟考察时,这个村宅屋门眉和窗头上高悬的斗板,引起了他的注意。从外观看,这里的石质斗板和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其他地方斗板上大多有字,如“西瞻澜嶂”、“勤俭持家”、“福禄吉祥”之类,紧邻许家沟周围的王滩、朱家、山后、菜庄、庞村、下庞、杨小屯、后小屯几个村庄,情况都是如此。惟独许家沟的斗板很特别,上面没有任何文字,只有图案。王俊智查遍了许家沟的古民宅,发现无一例外。
        在特定的范畴内,任何文化都不会孤立地存在,但是在许家沟这个方圆不过30平方公里狭小的区域和众多村庄的包围中,竟然顽强保留着一种独特文化传承——无字斗板。
        许家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斗板是北方民居典型的建筑风格之一,多竖立于正门上方,也有平卧的,充当门梁,许家沟一带称之为“铺床”或“过庭”。斗板为石质,多取自周围山中。许家沟的无字斗板,图案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上下阴阳两阶,上方似两面对角展开的三角旌旗,旗边为锯齿状;下方中间是线条粗勒的牛饰、羊饰或仙葫芦图案。简洁明快,但有某种浓郁的民族特征,让人似曾相识。
        牛饰、羊饰通常是游牧民族使用的图案。依据这个推断,王俊智很快便在蒙古族图饰中找到了与之一模一样的图案。然而,位居中原的许家沟怎么会出现蒙古族的图饰呢?
        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无字斗板出现在元代。可出现在元朝的哪个时期?王俊智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目前对石质材料文物年代的鉴定,使用的主要是“碳14”技术。王俊智显然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只能通过图案本身寻找答案。
        经过仔细观察,王俊智还是看出了端倪。比如,图案上方锯齿状的旌旗,形似一张血盆大口。这是否意味着某种反元倾向呢?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无字斗板出现的年代就该在元末,而罗贯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且非常不牢靠。但是我们不妨先让这个推测成立,然后将无字斗板与罗贯中联系起来,以此去论证无字斗板为什么无字这个核心问题时,也许会猛然觉得,这种推测也许是有道理的。
        元朝末年是元王朝对异族统治最残酷的时期,试图“悉空其(汉)人以为牧地”,致使反元浪潮此起彼伏。无字斗板很可能是这个时期许家沟人反蒙思想的产物。从无字斗板单单出现在许家沟看,我们不妨进一步假设:无字斗板其实就是罗贯中的创举。有史料记载,罗氏参加过反元义军,又是一位“隐语大师”,并且在当时小有名气,社会地位乃至在村里的威望,显然高于乡野村夫,因此有将无字斗板推而广之的可能。
        有了上面的假设,便有了以下这个假设性的结论——
        过去无论哪朝哪代,“文字狱”总是悬在文人头上的一把刀,动辄诛灭九族,有的仅仅就因为一两个字。罗贯中只一部《三国演义》就洋洋七十五万字,欲置其罪,何患无辞?况且当朝者(朱无璋)又是自己当年落草时的宿敌,他“隐踪敛迹”就成了必然。这或许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他死后两百年才面世的原因吧,出于对文字的恐惧,无字斗板会不会因此得以为继呢?

        罗贯中死后,他的小说整整沉寂了两百年,才摆上中国人的案头;此后又过了五百年,他的英魂依旧飘荡着,千里孤坟,均无处话凄凉……
        围绕罗贯中,总有太多的争论,因为总有太多难解的谜。相对他的小说而言,其实所有的争论和谜都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姓甚名谁、雅号诨号、身长几尺、福禄几何,重要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一本可以世代吟诵的书。
但他是历史。历史的核心是真相。因此他必须清晰。
        具体到罗氏籍属问题的研究,意义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属籍问题的确定,对研究中国古典白话文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对于属地人有着巨大的鼓舞、影响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学刊《历史与研究》2004年第一期、2003年11月26日《淇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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