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一卷(2005-2006)

 

浅析比干的死因

高水然

    记载比干死因最早的书应该是《尚书·周书》。那上面说:“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恙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剖贤人之心”这五个字似嫌模糊和笼统。因为殷有“六七贤圣”,纣王剖的到底是哪一位贤圣的心,没有说清楚。大约因为这件剖心事件本来就不清楚,并非写史者没有记清楚。
    到了《史记·殷本纪第三》上面,就记得较为详细了:“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这段文字中,才正式将“贤人”指为殷比干。并且叙述得比《尚书》更显精彩,使读者如临其境。可见司马迁驾驭文字的功夫是多么的深厚和娴熟。
    明人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又掺进去许多民间传说而成的一部完全虚构的神怪小说。书中把纣王剖比干之心这件事描绘得更加精彩绝伦,煞有其事。并且加上一段妲己怕比干不死,变成一个挖没心菜的老太婆去进一步污辱、刺激比干,直至比干被气死的情节。后来,又有许多相关的民间传说也都是从《封神演义》这部书中衍生出来的。
    看来,比干的死因基本上出自《尚书》、《史记》、《封神演义》以及民间传说。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比干之死,就会发现中间有许多疑窦。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细心的梳理,以得出比干真正的死因来。
    我们先简略地了解一下《尚书》、《史记》、《封神演义》这三部书在叙事上的真实性有多大。
    《尚书》最早只叫《书》,汉代才称《尚书》。“尚”和“上”同。意为“上古之书”。后来也叫“书经”。《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四十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守尉杂烧之。”可见,《尚书》经过秦火和秦末的战乱,所存原文已经寥寥无几了。以后的所谓《尚书》,据史学家考证,都属秦末和汉代的儒学门徒们伪造出来的,并非真正的《尚书》。故《尚书》又称《伪孔传》。(见《古今尚书》前言)因此,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是以孔子的观点站在周人的立场上说话的。难怪书中特别是对殷末周初的叙述,以颂周骂纣者多,扬纣抑周者少。
    同样,一部作为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史记》,其中所用材料“残缺盖多”。(《史记索隐后序》)大概司马迁编写此书时,由于搜集资料艰难,为了急需,只好“访寻异闻,以成其说”而且,有些只能是“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司马迁为了给人以刺激,甚至不惜将神话传说也载入史册作为正史。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明人许仲琳(一说系道士陆西星)所著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基本上是一种神话小说,它所写的是殷周斗争。但并不附合于史实。其人物和情节,都是幻想出来的。”“它的内容包含着不少的封建糟粕,如所提倡的‘三教合一’,正附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无形中成了统治阶级恐吓、愚弄、麻醉人民的精神枷锁。”(《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鲁迅先生也批评《封神演义》“其根柢,方士之见而已。”(《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关于比干之死的描述,也是以贬纣王、妲己而褒比干编造的。书中荒诞的成分特别多,经不起考证。(大凡神话故事,所涉及的主要人名和地名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现实性。它有比较确定的历史时代,比较明确的地点概念和固定的人物和事件。”)(见《中国群众文化辞典·民间神话》)比如,民间传说根据《封神演义》中比干之死又衍生出比干剖心后去殷都以南百余里的心乡(实为后人附会的新乡)安心一事。“新乡”这个地名,据《新乡县志》记载,“至周初,新乡属西周王朝管辖,称鄘。至隋,并入获加,称新电乡。后归汲郡,改称新中乡。之后,又改称目今的新乡。”看来,比干被剖心时(假如属真),朝歌以南统归殷都的近畿,还没有“心乡”这个地方,比干怎么会去心乡安心呢?
    从以上分析看,《尚书》、《史记》、《封神演义》以及民间传说中确有许多错讹和不实处。但是,至今还蒙蔽着许多人的眼睛,使许多人误读了中国的历史。
    首先,比干是否因“犯颜直谏”而惹恼了纣王才遭到杀身之祸的。
    一般来说,比干作为一个纣王朝的股肱大臣,又是纣王的叔父,在辅佐纣王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运筹军国大事的大政方针上,而不是听到别人一些闲言碎语就斤斤计较于国君的私人生活和隐私。但从《史记》特别是《封神演义》和民间传说中不难看出,比干确是听信了别人对纣王的造谣中伤后,(特别是纣王的私人生活方面的流言),竟然不加调查和研究,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就轻率地去找纣王发难,并且坐在纣王那里三天不走!(值得注意的是,比干只是听了别人的一些闲言碎语而已,并没有亲自见到纣王的所谓淫乱、残暴行动。)
    比干都听到一些什么话呢?
    原来,这些话都是纣王的反对派、和纣王矛盾较深的微子启、箕子他们对纣造谣中伤的话。他们说,纣王自成为国君后,昼夜不停地酗酒淫乐,(试想,一个正常人能有如此的精力吗)不听别人的劝告,近女人,远贤臣,滥杀无辜。这样下去,我们殷商就要完蛋了!
    如果比干当时理智清楚,不胡涂,他很快就能够辨别出这是一种不利于君臣团结的诽谤之言,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为什么呢?就拿酗酒来说,殷周时代,酗酒是一种时尚。《诗·豳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是一般农民饮酒的情况;再看《诗·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捕鱼者打了鱼,献给周王室统治者“君子”,让他们作下酒菜。“旨且多”,旨是美。就是酒和鱼又多又美。这是周王朝王室的饮酒情况。据专家考证,那时的酒的浓度并不高,人们饮酒多数是为了解渴。所以,一个奴隶制国王爱喝酒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说纣王淫乐,那也属诬陷之词。实际上,那是纣王闲暇时和宫中舞女的正常消遣活动,并没有违背了常规和礼节。并非淫乱之举。
    殷周时期,人的爱情生活还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不可避免地还残留着奴隶制中的野蛮成分。纣王能够一心爱着一个奴隶的女儿妲己,(妲己据考证乃虚拟的殷人名;她的出处在西汉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中)忠于自己的爱情,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不但殷人如此,周人也如此。《诗·国风·关睢》上描写周王在热恋中追求女人的情况是多么的热烈:“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的《题解》中说:“然则《关睢》……王者之风,故击之周公。”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到了纣王那里,就成了淫乱;而到了周人那里,就成了“王者之风”。
    作为一个国王,在治理国家时必然要采取宽严之法。纣王对于那些企图阻碍执行大政方针、阴谋叛国、不服从命令的人,当然要给予严厉的处分;甚至有些还要被杀头。如果这样的道理比干就辨别不清楚,并且偏听偏信,那么,他还怎么称得上是一个忠臣呢?
    可见,比干决不会如此愚拗,因此,他也决不会被纣王残杀于摘星楼上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比干被纣王剖心的时间问题。按《尚书》和《史记》以及民间传说,比干被纣王剖心的时间应是在周王姬发攻克朝歌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以前。然而,现在作为国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卫辉市北郊的比干庙前,所塑的比干象上镌刻的比干卒年却为公元前1029年!(此说可能是依据《中国名人名胜大辞典》)也就是说,武王姬发攻克朝歌,纣王自焚之后,又过了十七年,比干才死去的。我们不禁要问:比干死于纣王之后,他的心怎么能会被已经死去十七年的纣王剖了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样的所谓“史实”难道我们也敢相信吗?因此,所谓的“纣剖比干之心”纯属有意诬陷纣王的谰言和无稽之谈。
    其次,纣王是否真正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纣王执政时,已经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也即继位问题。按照当时的王位继承法,是父死嫡子继(王后生子),兄死无子弟继。但因帝乙(纣王、微子之父)的长子微子启“母贱,不得嗣。”《史记·索引》:“郑玄称:以《吕氏春秋》,言其母当生启时,尤未正立;及生纣时,始正为妃。故启虽大而庶,纣虽小而嫡。”微子启未能继承王位,甚为不满,耿耿于怀,总想乘机搞掉纣王,取而代之。于是就想方设法在朝中散布诽谤、诬陷纣王的言论。如他对少师、父师(殷商时辅佐君主的官,一说为太子的师父)说:“少师父师啊,殷商的国家就要灭亡了,怎么办啊!”(见《古今尚书·商书·微子》)微子如此嚣张地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利于纣王执政的极其反动的言论,按照一般规律,就是国君的脾气再好,也要对造谣者以严厉处罚的。但是,纣王看在兄弟情份上,没有治微子的罪。微子又在周人进攻殷都朝歌的前夜,秘密派人去西周请兵,为讨伐纣王作准备。(见《毛泽东的智源》)纣王又忍了下去,没有加害微子。后来,微子自知有罪,偷偷逃跑了。
    对于西周的姬昌(文王),纣王同样采取怀柔政策。那时,周作为殷的一个属国,竟然悄悄将其疆土扩展到离殷都朝歌以西百余里的黎地,对殷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但纣王只是将姬昌囚禁了一段时间,又将其放还并没有处死他。那时候,“纣王在国中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从这里可以看出,纣王是一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非常有才干而且宽宏大量的人。”他执政后,能够抵御和平定长期侵扰边疆的敌人,开拓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沿海文化的交流。他不迷信鬼神,这在当时社会习俗特别崇尚鬼神和巫术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中国式的唯物论。他解放奴隶,任人唯贤,甚至让奴隶和平民参于政事。他对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所以,郭沫若先生赞誉纣王“统一神州肇此人。”(见《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
    试想,这样的一位国君,怎么会轻易动手去杀死自己的亲叔父呢?所以,比干之死,应当和纣王无关。正如斮胫河的斮胫和纣王无关一样。(见拙作《斮胫河名小考》)
    从比干之死中还衍生出一则和纣王有关的传闻;据说,比干死后,纣王还余怒未休,又派人去追杀比干的夫人陈氏和儿子,“时正妃夫人陈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避纣王之难。”(《林氏源流总序》)这里又涉及到姓氏问题。《通志·氏族略》载:“周武王克商,力注舜后,以备三属,得胡公满,封之陈以奉舜祀,子孙以国为氏。”可见殷商时还没有陈氏这个姓。比干哪里会有陈氏夫人?此事《尚书》、《史记》均无载;始见于唐林室所撰《元和姓纂》中;而此书中也收有许多民间传闻和神鬼怪异之说,本不可信。(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因此,毫无历史价值。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见《千古之谜·帝王篇》)
    那么,现在朝歌城内的摘心台的名字又是出自何因呢?原来,此台上古有摘星楼,传为纣王所建。是纣王及其臣僚游玩散心处。因其高,故名。“摘心台”是后来的名字;大约和明人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有关。许仲琳为了诬陷纣王,将心和星混为一谈了。(心、星属谐音字)关于摘心台上谁摘了谁的心?是否存在“摘心”这件事?还有待认真研究和探讨。决不能将这个罪名强加在纣王身上。
    历史上这类误传的例子很多,如河北省的赵州桥。民谚:“赵州桥,鲁班修,财王推车碾道沟。”果真是这样吗?少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李春所修建的。根本和鲁班无关。(鲁班是春秋时人)但民间却把这个建桥的功劳安在鲁班身上。再如卫辉的望京楼。民间传闻明潞简王荒淫无道,所以,万历皇帝将其调出北京,封于潞,永不得返京。他为了探望在京的母亲,就不惜搜刮民财,建造了耗资巨万的望京楼,以供其登楼望母,并在上边过着淫逸的生活。但据史料记载,此楼乃是潞王和其臣僚修文习书的地方。潞王原是一个很重视敛财的有儒雅风度的人,并非传说的那么坏。
    比干既非纣王所杀,那么,他到底死于什么原因?我们不妨从目前比干墓区的地望中,或许可以找出答案的。
    比干死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将他葬在何处。《史记·殷本纪》上说:“武王于是率诸侯代纣,纣亦发兵,距(同拒)之牧野……纣兵败……纣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
    可见,周武王是在攻下纣都朝歌之后,才抽出时间来处理因战事留下的创伤的;其中就有立刻修葺比干墓这项工程。(这是周人安抚殷人的政治手段)目前,比干墓的地理位置,按照三千年前的时空来推测,应该是在当时激烈战斗情况下的牧野战场东侧的南北大道旁。
    比干为什么要葬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内?如果他是传说中那样被纣王剖了心后又向南跑了四十里,然后被苏妲己设计害死,这话听起来很有趣味,可惜只是神话传说而已,决不能作为史实的。换言之,就算比干被纣王剖了心,比干也当立死无疑,而且其尸身也应该按照古礼葬在靠近其殷族祖茔的殷墟地方;这叫“归宗”。(安阳殷墟掘出许多殷人的墓室,多数是按官职和辈分大小排列的。)
    我国最早的葬式,大约起源于《礼·檀弓上》。那上面说:“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狐死正丘首,仁也。”意思是: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君子)应当时常怀念生养自己的地方。死后能为葬到这个地方感到快乐。这才叫不忘本。狐狸是一种小兽,死后它的头还要朝着巢穴的方向。这也叫不忘本。《集解》上又说:“太公(吕尚)死而遂葬于周,子孙不敢忘其本,故而自齐反葬于周。以从先人之兆。”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族群中人死后,都以生养自己的故土为安葬地。而且,后辈之墓往往要从先辈以次排列。
    然而,殷商至纣王这一代,其葬地却出现了十分零乱无序的情况。(这大约是与当时的战争有关)纣王的墓地今天所能见到的,是位于古朝歌城东十余里的淇水西岸上。他死后,按理也应当归葬到安阳殷墟的祖茔中,但他和他的叔父比干一样没有归宗。
    特别是比干的葬地,这就自然而然地让我们将他的死和当时异常激烈的牧野大战联在一起。
    三千多年前的古代战争,是在交通和通讯设施都非常简陋和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周军从孟津(当时称盟津)渡过黄河,长驱直入来到离殷都朝歌只有四五十里的牧野时,帝辛(纣王)才感到战事的严重性。仓促间派兵迎战。此时,纣王朝中大臣内肯定有主战派和主降派。主战派的首领应是比干无疑。因为他尽管和纣王有矛盾,(这些矛盾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是他深恶痛绝于纣王的所谓淫暴,而是他原就对帝乙长子微子启有好感而对受辛(纣)怀有偏见引起的)但国难当头,作为性格耿直刚毅、忠勇而又固执的殷商元老和国君的叔父,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抵制战争和尽量化解矛盾来保卫祖国。
    由于殷商在历史上和周就有矛盾冲突,殷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周能成为一个驯顺的属国,于是就采取联姻的方式拉拢周。《诗·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殷商下的挚国的女儿,从殷的近畿嫁到周邦,做了周人的新妇。并且和丈夫季历(古公亶父第三子)生了文王。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出《周易》卦爻辞中的“帝乙归妹”即纣王的父亲将妹妹嫁与周文王的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其《西周史》中也说:“文王的母亲已是商人女儿。文王母妻均来自商室,周人接受殷商政治及文化影响,可说顺理成章了。”(《西周史·商周间的关系》)这样,比干应是周武王姬发的新舅父无疑。作为舅父,看到外甥发动的不义战争,一定要挺身而出,加以制止;或去牧野进行斡旋,或去训斥外甥姬发,责令其停止这场不义之战。这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讲得通的。
    然而,作为一个大政治家、阴谋家的周武王姬发,大约不会听比干那一套。或许,比干在激烈而残酷的牧野战斗中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外甥姬发。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调停工作时,即被战乱中的箭镞或戈矛所击中,以致身死。牧野之战结束后,周人才发现了比干的尸体。姬发迫于战争,只好先草草将舅父的尸体就地埋葬;当朝歌告破,整个战事停息,才重新安葬了比干。
    这大约是比干的真正死因。
    殷都朝歌城破之时,纣朝的王公大臣多被周兵残杀和俘虏。纣王宁肯自杀也不投降,比干也死在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这充分说明了纣王和其叔父比干的死是死于周人发动的不义战争,死于对敌人的不屈服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坚强的民族气节,真正体现了一个国君和一个国家的重臣对祖国的忠勇和热爱——他们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难得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之一。他在政事之余,还特别关心中国历史;但他不盲目信史,不轻易被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些假象所迷惑。他在其著名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有句名言云: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型的社会中,我们的知识、文化、生活、工作的质量都要比前人高得多。所以,我们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敢于对历史上的一些疑窦颇多的地方问一个“为什么”。切不可人云亦云盲目地误读历史,被其中的假象所迷惑。我们要理智地科学地解剖历史,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我们的细心的梳理中逐渐显现出她的纯真的面貌,显现出她更加耀眼的光芒和诱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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