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2007)

 

三千年前的闪电战:商周牧野之战揭秘

作者:李 俊

 2006-3-31 08:43:56  来源: 新浪网 
      熹微的晨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从黎明前的黑暗中,一幕庄严肃穆的场景渐渐凸显出来。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数百辆战车齐齐整整地一字排开,消失在视野尽头。每辆战车由四匹平行排列的战马所拉,车上站着三名全身皮甲、戴着铜盔的武士,左边的执弓,中间的执鞭,右边的执矛。另有三四名类似装束的武士站在车的两边,手执矛盾,腰插短剑。战车后面,站着一排排握着戈矛的普通步兵,他们排成整齐的方阵,数量要比甲士多得多,但没有铠甲护身。 
  战士们忽然波浪般分开,马蹄声中,一辆装饰华贵的大车穿过人群,驰向最前列,车上的将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人们把目光投向车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全身青铜甲胄,左执黄金斧钺,右持白旄旗帜,显示出至为尊贵的身份。战车在正前方停下,又调过头去面对着整个军队。在霞光的映照下,男子举起旄旗,开始高声说话。在这空旷的原野上,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远来辛苦了,我西方的人们!各位国君、大臣、将领、军官、战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开始誓词了!” 
  随着一声齐整的呐喊,将士们举戈立矛,排齐盾牌,它们在晨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朝霞殷红如血,又如激荡的火焰,映照在一个个昨夜细雨形成的水洼中,把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渲染成一片鲜红。 
  这是公元前1046年初,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即将开始。这就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却知道得最少的“牧野之战”。三千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 神话的版本组成了无数重时间的帷幕,模糊了大战的原貌。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史学的进步和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出土,这场被各种假象所湮没的会战才渐渐轮廓清晰起来。 
  商周角力势消长 
  战争的根源要再追溯到几百年前。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由于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动,一场民族大迁徙像暴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各游牧民族纷纷从广袤的中部草原侵入到四周的农耕文明区,呈波纹状扩散开来,引起了一连串的改变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在希腊,多利安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毁灭了正欣欣向荣的迈锡尼文明;在小亚细亚,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几支蛮族摧毁了赫梯帝国,进而骚扰埃及边境,并最终导致了埃及“新王国”的覆灭;在印度,雅利安人也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同一时期的东亚,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南下,占据了今天的陕西、山西北部,对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商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后来的华夏文献中,他们被称为“鬼方”,也就是后来匈奴人的祖先。 
  与后世儒家经典的理想描述不同,商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操汉藏语、突厥语、蒙古-通古斯语和南岛语的各种族、部落犬牙交错,时时流动,有的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有的还是游牧民族。商朝是其中最开化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商王自称受“上帝”之命统治世界,但直接统治范围其实只有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称为“王畿”。此外是许多臣服于商的“方国”,他们对商王有纳贡和从征的义务,但是内政不受干涉。再以外,就是根本不承认或不知道商朝至高地位的“蛮夷”了,防范、消灭和征服他们是商代军事活动的主旋律。 
  鬼方的入侵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商高宗武丁时期,商朝与鬼方多次激战,虽然一时击退了鬼方,却未能消灭其根本。此后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时出没骚扰,其他各蛮族也乘机作乱,长期战争中,商朝的实力逐渐削弱。面对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的威胁,商人后来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属的周国去征讨其他蛮族。结果养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实力壮大。 
  周人发迹后,自称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夏朝以后才不幸“没于戎狄”。不过,现代史学家多认为周人最初与周边羌、戎各族并无区别,同样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考,他们本居于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为首领时,受到鬼方的压迫,南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里土地肥沃,周人遂改游牧为农耕,向商朝称臣纳贡,并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设置官制,成为一个新兴方国。 
  周人兼有华夏和戎狄的双面优势,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势力之间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古公父之子季历继任首领后,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见和赏赐,命他出师讨伐今陕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历出兵大获全胜,甚至捕获了对方的主要首领。此后十几年,季历又接连以王命的名义,征服和吞并了周围不少蛮族部落,因战功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诸侯之长)”。周国的势力急剧膨胀,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汉一带。传说季历的兄弟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自己“远窜荆蛮”,太伯还成了吴国的开国之君。不过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动人的故事不过为了掩饰周人在长江流域的殖民扩张而已。但周国的扩张还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觉,后来他将季历囚禁处死。 
  季历死后,世子姬昌继位,时约前1100年。 《竹书纪年》载,姬昌即位初年,为报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实力尚在,周国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姬昌不得不韬光隐曜,臣服于商,还从商朝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为妻,但却难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纣,即后世所称的纣王)继位后,为翦除日渐强大的几个方国,罗织罪名杀了好几个诸侯国君,同时也将姬昌幽禁于 里(今河南汤阴附近)长达七年。后来,周国卑躬屈膝,一再进贡美女珠宝,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觉,一遇赦就主动割让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对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龙颜大悦”,封他为“西伯”,甚至赐给他弓矢斧钺(象征征伐权),放他回国。 
  按说,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纵然开恩释放,又何至于给他征伐权然后放虎归山?这还得从帝辛本人说起。据 《史记·殷本纪》 ,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贬损之辞,不难看到,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实是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性情刚烈而又过于自负的人物。据史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线索,此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对商朝的最主要威胁,帝辛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他认为西边的周国毕竟只是蕞尔小邦,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但是仇隙既在,难保不乘机作乱。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归国,不但暂时可以绥靖周国,而且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此后帝辛致力于用兵东南,和东夷各部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终于,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商朝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而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战争结束后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紧急军情:以周王姬发为首的西方诸国联军数万人已经进驻牧野,离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七十里地,而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战场!帝辛这才惊觉,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一场亡国大祸就在眼前了。 
      文武经营伐商计 
  与帝辛的勇武自负相比,姬昌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从史书的描述来看,他文质彬彬,谦逊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岂能安然脱困归国?这两个人颇似近代欧洲的查理十二和彼得大帝:一个专注于武功,虽称霸一时,终于身败名裂;一个致力于文治,最终翦灭强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五十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 里的时候作了《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左传》 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于阝(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无疑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 《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 
  “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他出兵时,将文王的灵位摆在中军的战车上,自称“太子发”,说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达盟津后,周军与诸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间祥瑞屡出,在渡黄河时,白鱼跃入武王舟中,据说象征商军落入武王之手,后来又有一道火焰化为赤鸟,飞到武王的营帐上鸣叫,又象征周德的昌盛。后来,不少诸侯都建议武王乘机一举灭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于是各诸侯班师回国。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都是在打“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奇袭牧野布阵急 
  一年后,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伯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伯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武王无疑从来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同时通知去年在盟津的与盟诸侯一起出兵。 
  前1047年,文王受命十年年底,周师出兵前按惯例用甲骨占卜,本来只是走走仪式,不料结果居然大大不利,同时暴风骤雨忽然而至,更加动摇了周国君臣的信心。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吕尚一把抓起龟甲兽骨扔在地上,大喝道:“枯骨朽龟,知道什么天命!”在吕尚的坚持下,武王恢复了信心,出兵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诗经·大明》 中记述此事,称之为“燮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和三千年后的“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这一计划,文王受命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周国无疑已经倾巢出动。 
  二月二十一日,周军渡过黄河到前年会盟的盟津与友军会师。第一批赶到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八个方国,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左右。从盟津到朝歌,是商王经常巡猎的区域,道路状况良好,因而此后几天,联军能够以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比平常的速度要快一倍。二十六日,联军赶到朝歌城外的牧野。这里是通向朝歌的要道,同时也是商朝戍卫部队的驻扎地。联军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停下来开始布阵。从关中出发到兵临朝歌,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一速度可说是惊人的。 
  人们或许会奇怪,为什么商朝没有“边防部队”前来阻拦,而让周军长驱直入到都城之下?其实上古国家由于人口稀少、技术低下,不可能沿边防守,也没有发达的情报系统,大都只能占领一些重要城市作为据点,周围有一些乡村,此外都是野兽出没的森林和荒野,在其中行军往往根本无人知晓。直到春秋时期,野地行军突袭别国腹地,甚至穿过几个国家远攻的战例也不胜枚举,更不用说殷周之际了。 
  二月二十六日夜,联军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后来冒雨完成了布阵。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军事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第二天拂晓,武王在众军面前进行誓师,即《牧誓》 ,在开头,我们已经听到了开场白。接着,武王慷慨激昂地说:“俗话说,母鸡司晨,是家中的不幸。现在纣王只听信妇人之言,连祖宗的祭祀也废弃了。他不任用自己的王族兄弟,却让逃亡的奴隶担任要职,让他们去危害贵族,扰乱商国。今天,我姬发是执行上天的惩罚!……战士们,努力呀!” 
  顿时,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然而,此时天已经大亮了,远方前来阻截的商军阵形也渐渐显出轮廓。本来斗志昂扬的将士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商军黑压压地,几乎要一直排到天边,一面面旗帜像森林一样一望无际。虽然不知道对方确切有多少人,但是瞎子也看得出来,要远远多过己方。联军将士刚刚鼓起的勇气又快要低落了。 
  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联军自己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去年,帝辛已经听说了周人因未得天命而从盟津退兵的消息,这更增强了他对天命在己的信心。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卷土重来,而且迅速兵临城下。站在帝辛的位置,目前可能的选择有三:一,坚守朝歌城,让敌军疲于坚城之下,等待四方勤王之师到来,内外夹击,发动反攻;二,弃城撤走,到东方去和自己的主力军会合,然后回师讨伐叛军;三,乘周军立足未稳,立即在城外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第三种选择当然最为诱人,然而难度也最大。朝歌城内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第一、二种选择虽然比较被动,但是却更具有可行性。然而自负的帝辛却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后世的一些军事史家因而批评此举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愚不可及。但是平心而论,帝辛的这一选择也有不得已之处:正如武王所指出的,目前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外部对东夷等部族的征服也并不稳定,如果朝歌的战事长期拖延下去,必然会导致其他严重的变乱,威胁自己的统治乃至生命。只有一举克敌,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以帝辛暴烈勇武的个性,恐怕是宁愿赌一把的。 
  何况,帝辛还有一张不小的底牌:朝歌城内有大量奴隶和战俘,把他们武装起来,许以利害,在数量上仍然可以对敌军占有绝对优势。这一点足以抵消周军素质和装备上的优势。于是,帝辛迅速武装了一批奴隶和战俘,亲率少量禁卫部队押送,奔赴前方战场。据《史记》 ,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七十万人,无疑过于夸大,另一些文献记载是十七万,似较为合理。虽然牧野前线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是一个谜,但商军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则无疑问。 
  《诗经·大明》 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商军的强大阵容,令联军出现了军心动摇。面对形势的微妙反转,武王高呼:“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为我而前进,“上帝”正在看着你呢,千万不要改变心意)!”重新鼓舞了士气。武王还宣称,如果不努力向前,就要施加严厉的刑罚。恩威并施下,联军的战鼓震天般擂了起来,战斗开始了。 
我车既攻血漂杵 
  史籍对具体的战斗过程记载较简略。据《逸周书·克殷》 ,在这一役中,周军的战术是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导致商军的崩溃。吕尚被后世奉为权谋兵法之祖,传说著有《太公六韬》 ,这一战术或许就是他的手笔。 《大明》 中赞道“牧野洋洋(广阔),檀车煌煌(鲜明),驷马原(四匹战马)彭彭(强壮)。维师尚父(即吕尚),时维鹰扬。凉(辅佐)彼武王。”生动地描写出吕尚在战场上和武王相互配合,鹰扬飞击的精彩场面。史称吕尚其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从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来看,真让人难以置信。 
  广阔平坦的牧野大地上,数十辆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战车组成小小的一字阵形,快速逼近商军阵线。商军前排的弓弩手开始放箭,几匹战马悲嘶着倒在血泊中,几辆战车歪到了一边。但大部分的战车仍不为所动,如飞鹰扑击一般,冲向商军的旗帜之林中。商军弓弩手都是临时拉来的征夫,箭法本来不准,看到周军战车的疾速逼近,手都哆嗦了起来。片刻之后,就连周军胸口铠甲上的狰狞兽头都能够看见,商军更是斗志全无,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战车上的武士们开始放箭,战车本身在颠簸中前进,箭很难射准。但商军密密麻麻的人群使得瞄准都成为多余,每一箭下去就是一片惨叫哀嚎,魂飞魄散的商军士卒开始狼奔豕突,商军的阵线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此时,吕尚率领突击队冲入了商军之中,溅起一片血光,但很快被商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后方观战的武王不失时机,命令挥舞军旗,擂起战鼓,主力战车部队也开始了冲锋,像一片巨大的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席卷而来。呐喊声响彻云霄。尚未卷入战斗的商军士兵们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前线被突破,联军的战车堪堪冲到面前,有几个机灵的回过神来,扭头就跑,旁边的人纷纷仿效。霎时间,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十余万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身后是大举追击的联军车阵。 
  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士气低落。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联军武器上的重大优势:三百多乘(一说四千乘,似乎过多)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而商军方面没有任何使用战车的记载。从商代的考古发掘来看,商朝的战车也不少,但当时多半都在东南战场上难以及时调回,只有少量华贵的“戎路车”供帝辛等高级统帅乘坐。主要的战斗力是步兵,牧野上没有防御工事,只能靠步兵的阵列组成人墙抵挡快马重车的冲击,其效果大概不会比今天用血肉之躯去挡坦克好多少。何况商军大都是临时拉来的奴隶和战俘,大都没有受过相应的军事训练,杂凑在一起,也不能有效配合。结果可想而知。 
  在近身格斗中,联军也占有很大的优势。考古发现,商人的甲胄是由一整块皮革制成,裹甲者转动困难;而周人的甲胄是由三部分钉成,彼此可以转动,要灵活方便一些。而且,很多商军的步兵还根本没有甲胄,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更重要的是,周人使用了一种商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轻兵器—剑。实际上,牧野之战是见于中国史籍的,剑的第一次用于战争。 
  剑出现于殷末周初,是从西亚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的。 《克殷》 载,在牧野之战取得胜利后,武王用“轻吕”击刺纣王的尸体,此“轻吕”古书释为“剑名”,实际上是突厥语kingrak的音译,“剑”本身就是这个词的另一种译法。这清楚地显示出剑的来源。周人出身戎狄,很容易掌握这种兵器,而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人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它。比起商人以刺为主的短戈,双面开刃的剑既可以砍刺也可以削劈,杀伤力要高得多,而且当时的剑都是短剑,用于近身格斗十分灵便。牧野之战中,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更使骁勇的周人如虎添翼。剑光纵横之下,缺乏甲胄护体的商军徒兵自然是血肉横飞。流淌的鲜血像小溪一样汇入昨夜的雨水形成的水洼中,牧野大地一片血红,连死者手中所执的棍棒也漂浮在血水上,交织成一幕可怖的景象。七百多年后的孟子,读到这一幕后忍不住惊呼道:“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其实,“血流漂杵”主要是地上积水的效果,孟子没考虑到) 
  史载,联军进攻后,商军前方的步兵倒戈,反而攻打自己后方的军队。此事被后代儒家传为美谈,认为是武王的仁义感化了这些敌军,让他们主动阵前起义。然而今天看来,武王恐怕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事实应当是,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和战俘上战场,自然会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反叛或逃跑。这些少量忠心的禁卫军,也是帝辛手中最后的底牌。然而前方的徒众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兵的阻拦。好汉不敌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武士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乱打一气。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甲士、步兵一层层的进攻,帝辛的最后一道阵线也守不住了,不得不快马加鞭,逃离战场(这一情况和淝水之战时苻坚的溃败颇为相似,如果把精兵放在前面,战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太阳还没有升到天顶,主要的会战就已经结束,接下来,就只是周军的追亡逐北了。《大明》 的最后一句唱道:“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快速地攻打大商,一个早上就平定了一切)。” 
  商军残余的抵抗仍然持续了一天,但已无力挽回局面。这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帝辛狼狈万分地逃回了鹿台,这是他前些年在朝歌城外修筑的一座宫殿。往日的繁华已经不再,他的大军已被彻底歼灭,最宠爱的妃子也已经上吊自杀,现在他真的只剩一个孤家寡人了。斜阳残照下,只见周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涌来,把鹿台团团围住。帝辛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了。他要做得尽量符合王者的尊严。他穿上了缀满玉石的宝衣,在身边堆满了祭祀用的燔柴,然后用火把点着了身边的柴禾。火焰渐渐升腾起来,帝辛最后望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以下的夕阳:六百年的大商王朝也随它一同沉没,永不复返。 
  尾声 
  武王赶到鹿台的时候,帝辛的尸体已经烧得一片焦黑。由于害怕尸灵作祟,武王用剑在帝辛和两个妃子的身上击刺了好几下,然后把他们的头颅亲自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另有一百多个商朝的大臣贵族被俘。等待他们的命运比帝辛好不了多少:他们将被带回周京,作为武王祭祖的人牲被杀死。 
  第二天,武王在几个将帅的簇拥下,在商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受命”的仪式,表示革命成功,很是威风了一阵。但攻克殷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更重要的任务是消灭东方的商朝残余势力。按照事先的方略,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去征讨商的残部和忠于商的方国。剩下的商军由于后方根据地已经失掉,前方又处于敌对夷人的包围下,实为两面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也大部被击溃。史称周军驱逐商朝大将蜚廉(即后世传说中的黄飞虎)于海滨而杀之,可见战线已经拉长到了东海。可惜由于史籍对这些战役的关注远不如牧野之战,我们很难知道有关的详情。 
  附带说说,来到东方的花花世界后,出身戎狄的联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和劫掠。《世俘》 中记载被杀死的商人有十八万之多,被掳为奴隶的有三十三万,这么大的数量不可能都是军人,其中必有大量的平民。周人还在商人的国土上大肆捕猎,虎、熊、犀牛、鹿等动物仅在武王名下就被猎杀了一万多头(结果促进了很多猛兽在中原地区的灭绝,对老百姓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周人还从商王宫中掠夺了大量的珠宝财物,仅佩玉就达到十八万块! 
  不到两个月内,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祭室的地点就选在牧野,正是这个地方,奠定了周朝今后八百年的大业,也决定了中国以后三千年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个清晨。 
  不过,商周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场霸权转移,而和后代的改朝换代不完全一样。周国没有完全消灭商朝,而是保留了王畿的一部分作为帝辛之子武庚的封地,实际上仍是商朝的延续。商人南征的军队也没有完全消灭,一部分仍然保留在东夷的地界上。这一支势力在武王死后又拥立武庚,联合周室的管叔、蔡叔发动复辟,最终被周公和成王平定,而此后仍然有宋国守着大商的祭坛,这是后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解放战争”。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在后世仍然一场又一场地上演,不过再也没有像牧野之战这样成功的了。 
  无论如何,历史终于在曲折中发展,周代的伦理观念比商代要进步得多,并创造出了更为辉煌灿烂的文明,也包括“仁者无敌”、“吊民伐罪”的进步观念。人们总是需要一些神话来慰藉自己,“武王伐纣”也就成为了后世许多仁人志士在暴政压迫下的指路明灯。虽然这些后果是当时的人物始料未及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一个清晨的鲜血并没有白流。  
  说明:由于西周几个王的年代失考,使得今天很难确定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份(但各年份之间的绝对关系则基本确定),各种说法最多相差一百年以上。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为了记叙方便,暂从此说。文中所提到的月、日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皆为旧历,但其为夏正、殷正抑或周正还有争议。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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