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网        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2007)

 

家乡的地理记忆(附相关链接)

作者:郝洪山

一、跃进塔
      在我们这一代家乡人儿时的记忆里,当年的跃进塔可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章节。因为,它不仅见证了一座新建城市的诞生和成长,而且还见证着我们童年时光里的一切:稚气、天真、快乐和困惑……而这一切,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又都是那么珍贵。
      其实,跃进塔当年整个占地面积可能也只有篮球场大小,塔高约20多米,四周松柏环绕。跃进塔背后是一小片休闲区域,内有石桌、石凳。每逢假日或傍晚,不少人在此下棋、打牌、品茶、聊天,一旁的阅报栏前,也总有些大人在那里或专注地读报、或相互交流着。当然,对孩子们来讲,这里更是我们尽情嬉戏的乐园。在这里,我们一起玩游戏,其中最爱玩的是捉迷藏。可能是过于信赖,也或许是过于喜爱,反正我们不少的小伙伴在捉迷藏时,都不约而同地喜欢藏身于跃进塔里,当然,这也总是让那个抓人的小伙伴,一抓就能在跃进塔内“俘虏”我们一群已笑得东倒西歪的躲藏者。
      跃进塔周围是我市的商业圈,也是当年市里最聚人气的地方。红旗电影院、百货大楼、食品商店、蔬菜公司、回民食堂、土产门市部……每一个地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可能都会有一段童年的回忆。至今,我还记得当年跃进塔周围和红旗电影院门前的小人书地摊。一段时间里,我也经常在那些地摊前流连忘返,企图伺机找个熟人能不花钱讨得些小人书看。后来,我也曾瞒着大人找了几本小人书,在那里摆过几次小摊。当然,与其他人不同,我只是为了以旧书换新书看,并没想挣钱。用现在的说法,也可以算作是“易物贸易”吧!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年的跃进塔既算不上巍峨,又谈不上雄伟。而所谓的“商业圈”,更称不上繁华和现代。然而,真正的快乐是不分高低贵贱的。记得当年百货大楼开业的时候,全市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像过节一样。那时也没有领导讲话和嘉宾剪彩,人们在商场里照样是一片兴高采烈。即便是我们这些孩子,也整日里在商场玩耍嬉闹。
      其实,人不生长欲望的时候,就会生长着快乐。
      弹指间,40多年过去了,我直到现在仍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红旗电影院看电影的喜悦、第一次在冷饮店吃冰淇淋的开心、第一次在回民食堂吃羊肉包子的快乐和第一次在公共浴池泡澡的舒坦……
      后来,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跃进塔四周的人更多了、楼更高了。而此时,已经显得矮小的跃进塔却如人们需要它来时,它悄悄地来,又在人们需要它走时,它悄悄地走了……       
      然而,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上讲,眼前的那座跃进塔虽然已经不在了,不过,心中的那座跃进塔却是永远地矗立着。

      二、文化宫
      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文化宫一带可以说是当年我市的“文化中心”。那时市里的体育场、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舞厅等文化设施在这里是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当然,这其中在我们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宫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对文化宫的记忆是从看戏开始的,如果再具体一些,应该是从中国京剧院来市里演出开始的。建市不久,中国京剧院来市里慰问演出,这在我们新建的煤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且,那次中国京剧院的名家大腕是悉数前来,袁世海、杜近芳、冯之孝,以及后来以出演李铁梅而名扬天下的刘长瑜等都来了。实事求是地讲,当年还是年幼无知的我,别说是生、旦、净、末、丑的梨园行当,就是豫剧与京剧的区别在哪里,我都弄不明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当年闻此喜讯后的热血沸腾和欣喜若狂。在中国京剧院演出的几天中,我庆幸有机会在文化宫看了他们所有的演出。尽管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并不可能看懂那些经典的京剧传统剧目,但我仍然对每场演出都充满了自豪、充满了感动、充满了热爱。当然,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初的那一切感觉,都是缘于我的家乡,缘于对家乡的自豪、对家乡的感动和对家乡的热爱。
      从那以后,文化宫便也成了我一段时间里的一个好去处。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脸谱,什么是道具,还是在那里,我开始认识了“苍娃”,认识了“老包”,认识了真、善、美……童年在文化宫里开始认识的一切,对我今后的人生还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好像最后一次在文化宫看演出是文革初期。当时是西藏“农奴戟”演出队进行演出。这对当时我们这些已是无课可上的孩子简直是一个欣喜若狂的消息。因为,仅西藏的遥远和神秘,就足以使我们这些只知道天大却没见过天下的孩子们浮想联翩了。那场演出我是挤在人缝里看完的。西藏“农奴戟”演出队的队员们那奔放、粗犷、跳跃的藏族舞蹈和场内不断的掌声、笑声、口号声,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激情燃烧、热血沸腾。
      不过,后来文化宫(东方红剧场)演出没了,开会多了,我也就很少有机会和资格再去了。

      三、人民公园(现枫岭公园)
      人民公园是当年市里唯一的游乐休闲场所,也是当时市民们节假日的一个好去处。当然,对孩子们来说,当年人民公园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
      猴山。其实,我已记不清人民公园的猴山是建于何年、何月,但是,我却记得猴山刚建成的那些日子里,人猴同乐、和谐相处的情景。当年与猴山一处的好像还有熊圈和狼窝,它们在下,猴山在上。小时候因为害怕,我总是故作镇静地在猴山下边匆匆看过熊圈、狼窝后,便急不可待地跑上去与猴子们亲近去了。与猴子们相处是其乐无穷的。而且,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在与猴子的近距离接触中,找到一份轻松、一份自在、一份开心。
      猴山的不远处有一个茶社。茶社本身并不出名,但是,茶社西侧有一个字碑在我市却是颇有名的。因为,这字碑上面镌刻着当代文豪郭沫若先生当年亲笔为我们这个新建煤城题写的一首词。这首词曾经让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鹤壁人为这座城市感到自豪和骄傲。至今我还记得郭老的这首西江月:“鹤壁蒸蒸日上,乌金滚滚汪洋。携手钢铁与棉粮,齐头并进迈往……”
      鸟瞰亭。从猴山向西登高,达最顶处时便到鸟瞰亭了。这里是人民公园的最高点(也是全市的制高点)。鸟瞰亭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同龄人”,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见证者”。所以,当年凡到人民公园者,无论男女老少必登鸟瞰亭。而且,任何一个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凡登上鸟瞰亭凭槛眺望,看到眼前高楼崛起、井架林立、百里城区尽收眼底的时候,都会感慨万千。
      当年鸟瞰亭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半山亭。而且,在这两亭之间的一片空地上,排列有序地摆放着一些形象逼真的石人、石马。这些高人大马的石像生都是在当年的城市建设中,从当地的乡下发现并搬运至此的。据说,这批石人、石马原是立放在明朝工部尚书李隧墓地前看家护院的兵马侍卫。可以想象,当初我们经过这队从几百年前走来的人马的时候,仿佛自己也已经穿越时空在与历史对话。而此时此刻,可能你油然而生的会是一份沉甸甸的庄重和责任。
      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矗立了几百年的石像生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

      四、红旗街.主席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可以算作是在红旗街长大的一代人。不夸张地说,当年红旗街在我们市里的位置和分量,就如同长安街在北京的位置和分量一样。长安街是北京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当年的红旗街则是我市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以,如果说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像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条河流是从红旗街开始流淌的……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一个夏天,红旗街刚刚安装上“水银灯”时的情景。那些天,每当红旗街华灯初放时,人们便结伴出门上街观灯。当看到红旗街的夜晚让“水银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兴奋不已的男女老少们更是怀着惊喜和好奇,欣赏、议论着这种只是听过却从未见过的“高级水银灯”。当然,最兴奋的还是我们这些孩子了,我们奔跑在路灯下,抓螳螂、逮蛐蛐,你追我赶,不亦乐乎(当年夜晚的红旗街基本上没有汽车)。那几天的夜晚,全市的人们都像在过节一样。
      其实,红旗街是一条西高东低的大坡状街道,所以,当年我们都习惯称其“红旗街大坡”。记得那时的“红旗街大坡”上还有一道风景线,就是农民进城拉煤的车队。每天到我们放学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赤背光腿、浑身汗水的“农民伯伯”拉着煤车上坡。每看到他们吃力地向坡上拉煤的时候,我们这些“红领巾”都会争先恐后地帮助他们推车上坡。这后来也几乎成了当时红旗街上的一个自然现象。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我至今想起当年这些往事的时候,心头仍会涌起一种温暖和感动。
      主席像大约是在1969年建成的。主席像落成的那天,成千上万的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站立在主席像的四周等待着那个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主席像矗立起来的那一刻,人们沸腾了!一时间,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当我终于从人缝中挤到前面,小心翼翼地用手触摸到主席像下端的大理石底座的时候,一股幸福的暖流顿时传遍了全身。其实,那天所有在场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沉浸在这种巨大的幸福之中。
      当然,现在想来,人们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是狂热的。但是,人们当初的那种心情却是真诚的。
      ……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弹指一挥间。其实,人生中原本有许多事情是可以看淡的,有的甚至应该忘记。但是,你永远不可以忘记,而且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故乡了。因为,当这块土地孕育生养了你的生命和永远留下了你的亲人的时候,这里就一定是你永远的故乡,也就一定是你永远的牵挂了…… 
      2006-10-12 鹤壁日报

      家乡的地理记忆(续)

      郝洪山     

 07-05-09 06:49:46

      市委家属院
  当年红旗街上有三家大院,市委大院、人委大院和矿务局大院。记得那时大家在称呼这些地方时,都爱加上一个“大”字。譬如,市委办公楼、人委办公楼人们都习惯称“市委大楼”、“人委大楼”,矿务局叫“矿务局大楼”。其实,当年市委、人委的办公楼也只是两栋一模一样的三层楼而已。当然,人们在当时之所以这样称呼,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一种权威或是人们的一种尊敬。市委家属院、人委家属院当年均在各自办公楼后,出入虽分两门,但内却是连为一体。
  我小时候的回忆几乎都是围绕着市委家属院展开的。
  市委家属院最西处为常委、书记院,依次向东是部长院、干部院,家属院中间处是市委托儿所。大约我在四岁左右的时候,便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集体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市委托儿所院里当时有三个区域,东边开放的一个院落是教室和宿舍,西边操场是孩子们的活动区,东北角处是封闭的托儿所办公区。那个时候,托儿所里就有老师、阿姨之分,阿姨负责我们的生活管理,老师负责我们的教育学习。至今,我还记得曾经教过我拼音、识字、音乐、绘画的两位多才多艺的女老师,一位姓郭,一位姓刘。而且,其中刘老师当年结婚时,还曾让小小年纪的我在小朋友们面前有过好一阵子的得意和高兴。因为,刘老师的丈夫是和我妈妈一个办公室的方叔叔,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依靠和亲近。
  当然,当年托儿所的条件和环境与现在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那时托儿所孩子们的所谓活动区是露天的,为防下雨,在此搭了一个大棚,而大棚之下也只有简单的滑梯、秋千等设施。然而,孩子们的快乐是任何时候都没有区别的。每当我们有机会在大棚下自由活动的时候,即便玩不上滑梯、秋千等设施,在玩耍方面有着超凡能力的孩子们,照样能满头大汗、兴致勃勃地寻找创造出无限的快乐来。
  小时候,我对我们家属院居委会的大娘、大妈们特别崇敬。因为那个时期,大人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后方的事情多由居委会统管起来了。当年,那些居委会的大娘、大妈在我眼里特有权威,谁家的事、谁家的孩子她都能管,下管鸡毛蒜皮,上管市长书记。那时在我心里,如果谁家或谁家的孩子受到居委会的表扬,那可是十分光荣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也特别想受到居委会的信任和“重用”,能做点儿“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后来,好像1966年邢台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也终于有了一次“保家护园”的机会。当时,因传说还会有余震,所以,各家各户都纷纷搬到户外或大街上露宿。居委会为维护家属院安全,便组织巡逻小分队在夜晚巡院。稍大一些的孩子在居委会的号召下,也都自觉地组织起来加入其中,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虽不算正式队员,但也是热情高涨地跟在别人后边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
  其实,无论年纪大小,有时可能只有在信任和有责任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地长大。
  后来,这有序的一切在一天里被打乱了。市委没了,人委没了,居委会也没了。但是,市委家属院还在,大娘、大妈们还在。她们仍然在寒冷的年代里,给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许多力所能及的温暖。有一个时期,我们家中只有十二三岁的我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生活,那时,我们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还缺吃少穿。最初每当我面对冰锅凉灶发愁的时候,邻居丁奶奶总是在自己做完饭后前来帮助我们兄妹。有时她端来包子,有时她送来米面,最后,她还手把手地教会了我炒菜、做饭。其实,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字不识的丁奶奶在许多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送给我们温暖,告诉我们善良。最终,在享受温暖、学习善良中,我们也长大成人。

      豫剧团
  在当年我市的各项城市建设中,除了煤炭这个支柱产业之外,文化建设也绝对是我们市里的一个亮点,而在那时这许多的文化亮点中,最为抢眼的可能还要数豫剧团了。
  用现在的话说,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市初期,我们市豫剧团就可谓是“名星荟萃,大腕云集”了。据说,当时我们市豫剧团的班底几乎都是来自省黄委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剧团。而这其中又以豫剧名丑牛得草,著名老生王根保以及“女花脸”陈慧秋、小生陈敏秋姐妹等最为出名。
  实事求是地讲,在建市初期创业阶段,生活的艰苦、条件的困难、环境的恶劣、任务的繁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那个时期更可贵的是全市干部群众大干快上的决心、昂扬饱满的斗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实,在我的记忆里,似乎那个时候没听说过有什么旅游休假、迎来送往,更没有现在诸如什么“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些五花八门的恢复体力和补充动力的手段和办法。唯一能在紧张工作之余的放松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看上一场电影、听上一出豫剧了。
  至今我还记得在当年每逢周末假日到文化宫看戏的那种热闹场面。华灯初上,扶老携幼的人们便熙熙攘攘地从四面八方向文化宫涌去,文化宫售票处挂着当晚的所演剧目及主要演员名字的海报,开演之前,一些老戏迷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前厅,一起聊天谈戏。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是抓紧这段短暂的时间,尽情地在剧场各处嬉闹。当乐池里的锣鼓点打响的时候,从市领导到老百姓、从老人到小孩都会被这精彩演出带进了戏里,与他们一起难过、一起伤心,也一起高兴、一起快乐。毫无疑问,在那段时间里、那个状态中,台上台下的一致、戏里戏外的和谐,不仅使所有的人得到了最好的休息,可能更使所有的人学会了更好的工作。
  虽然,当年的我年龄尚小,但却看过不少豫剧团的演出。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卷席筒》、《铡美案》和《做文章》这三部戏。而其中我特别喜欢的《卷席筒》、《做文章》这两出戏都是由牛得草先生参与创作并主演的。当然,喜欢《做文章》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滑稽和风趣,而我喜欢《卷席筒》则是因为苍娃的机智、乐观和善良以及它最终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
  小时候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特别对剧团着迷。记得有一个假期里,我“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关系终于进入到剧团的内部。那段时间,我几乎就像上班一样天天和小伙伴亚非(牛得草之子)、小远(王根保之子)一起泡在剧团,看他们练功、排戏、演出。在那里,我不仅知道了很多的社会知识,而且还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譬如,我知道了戏里电闪雷鸣的声音效果是有专人在幕后抖动铁皮产生的,暴雨倾盆的声音效果则是几个人拿着放了许多珠子的簸箕拼命摇动的结果(那时,我在后台也干过这样的活)。而且,我还在那里知道了不少诸如牛得草叔叔在台上忘词后随机应变改词竟无一人发现;王根保叔叔一不识谱、二不认字,全凭口传心授,居然在台上无论是念是唱,都能把整场台词一字不错表演出来的这些轶闻趣事。而当我把剧团里这些轶闻趣事拿到同学们中间去“爆料”的时候,自己得意的心情简直难于言表。
  记得当年豫剧团的鼎盛时期,不仅经常在全省、全国获奖,而且还专门被抽调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后来,当劫后重生的豫剧名丑牛得草主演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一鸣天下的时候,大概可以算是我市豫剧团达到的一个历史顶峰了。那个时期,可以说《七品芝麻官》是我市在全国的一块招牌,而牛得草则是我市在全国的一张名片。这一点,我们这些远在他乡的人可能感触更深一些。

      二中、红旗桥
  其实,当我真正要写母校二中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匆匆两年“红色沸腾”的校园生活,我似乎一直是被动地游离在外的。况且,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可能二中现在已记不清我这个学生了,不过,我这个学生却一直没有忘记二中。
  按理说,上初中能不用考就进一所名校是件绝对值得兴奋的事情,但是,在当年遍地喜报、处处号外的年代里,上学却算不得什么大事。况且,那时还有繁多的“革命活动”,工宣队、学工学农、大批判小评论、忆苦思甜、挖防空洞、办小工厂等。当然,因为自己当时的情况,我有资格参加的也只是部分活动,而这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要数挖防空洞了。
  大概在1969年前后,因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全国上下全民皆兵准备打仗,为防敌空袭,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防空掩体。记得二中当时挖的是防空掩体,位置就在校园北边的空地上。同学们当时也是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大家都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吸收电影“地道战”经验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对个人的掩体进行了创新。拐弯的、重叠的、里外的,真正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然而,在同学们都大功告成的时候,光顾参观不顾学习的我,却仍停留在”艰难施工阶段。后来,“工宣队”临时组织一次演习,空袭警报拉响,同学们都迅速进入各自掩体隐蔽起来,而我的掩体则是死活钻不进去,最后我只能勉强把大半个身子藏起。“工宣队”检查到此见状后不禁啼笑皆非,照我屁股上就是一脚。最终,在我做出深刻检查后,还是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那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成为二中的一个优秀学生,但不能否认的是,二中那时有许多的优秀教师。虽然,在那里我只有两年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我至今记住了曾经教过我的许多老师。而且,当我今天在这里怀着敬重的心情提起他们的时候,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仍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班主任陈老师,教语文的贺老师,教数学的牛老师、朱老师,教体育的杨老师。虽然,有的老师在我两年的学习中,给我上过的课时并不算太多,然而,我这个曾经不太合格的学生,却永远记住了他们的认真、严谨、勤奋和热忱。这又都是让我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受益匪浅的。
  在我短暂并且名不副实的两年校园生活期间,我难忘的还有许多同学。虽然,当年大环境下我们“排”(当时学校都按部队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那时还是男女有别、少有来往,但至今我依然难忘和怀念我们那个淳朴真挚的集体。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在学校,我不仅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方面进步、学习方面优秀的好学生(尽管我内心这样想过),而且,当时已经心灰意冷的我则常是以迟到早退、惹是生非等另类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郁闷。但是,当学校“工宣队”对我这种行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的时候,我的所有同学们给我的却是宽容、帮助、友爱和温暖,这些至今也是我感动在心的。遗憾的是,几十年里我几乎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糸,每次返乡的匆匆,又都使可能的机会擦肩而过,然而,我心里却永远也没有忘记他们。
  按说,红旗桥与二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但是,对我而言,它们却是同一时间的一段记忆。
  那个时期里,政治环境的压抑使我常常有种十分渴望逃离现实的想法,渴望有一个无拘无束和没有歧视的自由天地,而这些在当时的学校里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后来,我和伙伴们就发现了红旗桥。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当年应该是由汤河桥沿汤河走向红旗桥的。那时的汤河虽不算是碧波荡漾,但也是流水清清,有的地段不仅是鱼虾成群,而且是有鳖有蟹。每次当我和伙伴们在蓝天白云下、清水绿草中逮鱼、捉虾、摸鳖、掏蟹的时候,都完全陶醉在了一种愜意自在、快乐自由的忘我状态中。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我水中的本领与伙伴们相比,不仅耐心不够,而且灵气不足。经常是人家逮住了条肥鱼、我只捉个瘦虾,人家摸只大鳖、我只掏了个小蟹。后来,一个小伙伴给我介绍“摸鳖经验”时说,干这行也需要胆大心细,在水里要先用脚在泥里踩,踩到鳖盖后一定稳住切勿手忙脚乱,然后,慢慢伏下身去用双手扣住鳖盖两侧猛掀至岸上,而后再从容上岸擒拿。第二天,我照此行事果然擒得一只肥鳖。得胜回营的我晚上回到家中将肥鳖放入盆内,后用石头压住置于院内,准备天亮后向众人炫耀。谁知,早晨再看,石掉,盆翻,鳖遁。令我懊恼不已。
  在二中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我也曾算是“踏遍了红旗桥下的坑坑水水”,而这“坑坑水水”之间又放飞着我“恰同学少年”时的快乐和自由。如果说,当年同学们给我的记忆是一种温暖,那么,红旗桥给我的记忆就是一种清澈,一种在当时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污染的清澈。
  现在,当年的红旗桥还在,当年的清澈却已经不见了。
  然而,对我来说,家乡的记忆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河,它将永远不息地流淌在我的心里。
  ……
  今年,我的家乡将迎来建市五十周年的大庆,远在新疆并且离家已经三十七年的我,不禁感慨万千。
  尽管我在家乡的往事已是遥远的记忆了,然而,愈久愈浓的乡土、乡音、乡情,永远是我一生中的不舍与牵挂。
  祝贺我们年轻的城市。
  祝福我们美丽的家乡…… 
      来源:鹤壁日报

附:

          人·篮球·作家 ——读郝洪山长篇自传散文《故地寻履》

作者: 乃亭 

   2006-3-14 17:47:00   新疆日报网http://www.xjdaily.com/zypd/jyds/dldq/94064.shtml
  我一向觉得,在艺术领域,一个人没有十年的修为,大概很难入道。比如戏剧演员的吊嗓子,书法家的临摹,都需要坚实的基础功夫。文学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认识了郝洪山,读了他的长篇自传散文《故地寻履》,读了他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散文,知道了他的文学经历,我就不能太自信自己的那个观点了。
  郝洪山的写作,是近三五年的事,但他的作品,放在新疆文坛的文学之林,丝毫也不逊色。说他是一个作家,当之无愧。
  从长篇自传散文《故地寻履》里,我读懂了一点郝洪山。
  上世纪五十年代,郝洪山出生在一个高干的家庭,父亲是河南省某市的市委书记,家里住的是“书记楼”,他有爱他的父母和奶奶,有兄弟姊妹。可以说,在那样一个年代,郝洪山有一个特别幸福的童年。
  假如社会不曾发生变化,也许郝洪山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但遗憾的是,在他还极小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运动,使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郝洪山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的父亲、市委书记,在一夜之间,从全市“最好的人”变成“最坏的人”,他成了首当其冲的“走资派”,他的家,也从天堂堕入地狱。
  在这个巨大的变故中,幼小的郝洪山不得不体会社会的险恶,人性的复杂。他原本单纯的心灵,不得不接受横七竖八的墨迹点染。他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扛起成人的负重。
  一颗受伤的心灵,将怎样成长?
  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子女的教育很纯正。爸爸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思想上,要求他们接近老百姓,让他们定期打扫厕所。因此,郝洪山说,自小,他没有什么所谓的优越感。
  另外,父亲的老家,在山东农村一个叫孙庄的地方。父亲有意叫他回到孙庄,去体会农村艰苦的生活。当时的农村十分贫穷,一般人连煤油灯都用不起。然而农村人的质朴、善良,以及农村孩子的纯真,都给郝洪山的心灵很大的影响。他的二叔,奶奶,他们的正直,一丝不苟的传统道德,都给少小的郝洪山以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这些生活的铺垫,假如他的父亲是另外一种模样的父亲,母亲是另外一种模样的母亲,郝洪山有可能成为另外的郝洪山,也许是公子哥儿式的欺侮人的小“霸天”,也许在人们后来的欺凌下,心理阴暗起来,变成个恶人。各种假设,完全有可能发生。
  善良的人们往往无法猜测世事的险恶。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恐怕到死在监狱的时候,也没有弄清这一切的发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始终检讨着自己,不停地写检查,渴望回到党的怀抱。幼小的郝洪山,虽然承受着精神的重压,可心里却向往着革命,向往大串联,向往和别的孩子一样,可不幸的是,像阿Q一样,别人不让他革命。最感人的是,郝洪山十三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进了“五七”干校,哥哥姐姐插队进工厂,他不得不在家里给弟弟妹妹“当家作主”。缺吃少穿,他得想办法。他总结出了:多吃稀的,少吃干的;他穿姐姐的偏开口裤,奶奶的破绒衣。妈妈偶尔从干校回来,想着法子给他们改善一顿生活,但背着他们,却难过地流泪。晚上,孩子们入睡恐惧,还要听打倒父亲的口号进入梦乡。
  这就是儿童时代的郝洪山的生活,一颗善良纯真的心灵,受到怎样的伤害,怎样的摧残?
  通过他的笔,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那个时代的疯狂,我们不能不去深思,这一切,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发生?
  中国的知识界,应该长期地研究这个课题。
  读郝洪山的书,我为童年的他担忧,巨大的阴暗笼罩在幼小的心灵上空,这心灵不可能不受到伤害,不可能一点都不变形。他同学的家长,不让同学和他来往,他的个头很大,喜爱篮球,但学校不要他参加球队,他想进步,却没有进步的权力,一切看来美好的东西都离他那么遥远,于是他只好跟和他同命运的孩子们一起,搞点恶作剧,借以平复受伤的心灵。
  一个社会,如果永远这样下去,孩子们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在郝洪山的个人命运里,上帝终于睁开了眼睛,十五岁的时候,在亲戚的帮助下,经过许多艰难,他偷偷摸摸入伍了。在部队,他与他喜爱的篮球相遇了。一个备受压抑的心灵,有了自己的事业,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块船板,牢牢地不放了。可以说,在郝洪山以后三十年的生活里,篮球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篮球使他痛苦,篮球使他快乐,篮球是支撑他一切的灵魂。
  《故地寻履》描绘出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展示了一个人的命运和精神经历,同时也启发读者许许多多的思考。
  跟郝洪山接触有半年多了,可以感受到,他有一个积极敞亮、淡泊而高远的情怀。他有阅历,有文化,有一个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有较为崇高而深刻的人生境界。
  对于作文来说,他的境界弥补了他练笔时间的短暂。他的作品的灵气,不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而表现在境界上。
  一手打球,一手捉笔,郝洪山走出一个自己的精彩人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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